每次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眼前总会浮起一个身影：一袭素衣，手持黄菊，立于薄雾缭绕的东篱边，目光越过草木，投向远处的山影。

那姿态，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超然于尘世之外。可是谁能想到，这位写下了悠然诗句的诗人，晚年竟会佝偻着身子，在寒风中颤抖着叩响陌生人的门？

谁又能想到，那个在诗中与飞鸟、秋菊对话的隐士，现实中却要为一口饭食低声下气，结结巴巴地乞求施舍？

根据《宋书·隐逸传》中的记载，陶渊明临终前“偃卧瘠馁有日矣”——瘦骨嶙峋，蜷缩在漏风的茅屋里，甚至连一副裹尸的草席都未能备齐。

友人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写道：“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证实他中年便染上疟疾，此后多年深受病痛折磨。

而且就在陶渊明去世的前一年，他仍写下了《乞食》一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饥饿如同皮鞭，抽打着陶渊明的尊严，迫使这位曾经拒官不仕的文人，徘徊于村落之间，叩门乞食却难以启齿。

而在更早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陶渊明写道：“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字字泣血，道尽长年忍饥挨冻、度日如年的绝望。夏日饥肠辘辘，冬夜无被御寒，只能在昼夜交替之间，盼着难熬的时光快些过去。

学生时代背诵的《饮酒·其五》，一读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便自然联想到：陶渊明从前门庭若市，虽然后来归隐，不再有车马喧嚣，但是他已过上了“财富自由”的生活。

可是事实的真相究竟怎么样呢？据诗文与零散史料推断，约在公元408年，一场大火焚毁了陶渊明的居所与家产，他只得携全家暂居舟中。

此后，陶渊明迁居栗里，靠种田勉强维生。他在《归园田居·其三》中自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一年他四十六、七岁，体力尚存，但是种田失败，只能靠耕作收成糊口，生计艰难。

朋友接济的米粮肉食，他有时推辞不受，有时却不得不含愧收下——这种尊严与生存的撕扯，贯穿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直至六十三岁在贫病交加中，活活饿死。

诗中写得何等的悠然，现实中便过得何等的狼狈。可同样是辞官不做，战国时的庄子却能够保全性命，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根据《庄子·秋水》记载，楚威王遣使聘其为相，庄子持竿不顾，曰：“吾将曳尾于涂中。”他宁做泥中曳尾之龟，不为庙堂之牺。以编草鞋、捕鱼为生，也曾穷得揭不开锅。

可是即便如此拮据，庄子始终没有沦落到沿门乞食的地步。猜测这大约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对文人还是有些敬畏，再加上他身边还有一些学生吧。

反观东晋，“九品中正制”早已固化了门阀格局，寒门士人一旦脱离官场，就像是断翼之鸟，难觅生路。陶渊明既不愿攀附权贵，也没有办法学庄子公开授徒谋生，处境自然更加艰难了。

陶渊明一生五次出仕，五次归隐，并非贪恋官位，否则归田之后，何至于在诗中反复挣扎于“贫富”、“仕隐”之间，写下“饥来驱我去”的无奈？他只是不肯低头。

而这种困境，其实早在“竹林七贤”时代便已埋下了伏笔。嵇康因拒附司马氏，遭到构陷，刑场之上犹弹《广陵散》；山涛虽出仕晋廷，但终生背负“弃友求荣”之讥。

在那个连“非暴力不合作”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年代，陶渊明的归隐，其实就是一种沉默的自我放逐。

“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使得土地与财富尽归了那些世家大族，寒门文人一旦退出仕途，便失去基本生存依托。

陶渊明不擅长做农事，又遇到天灾频仍，晚年染上疟疾，体力日渐衰竭，终于无法耕作了，只得偶尔出门乞食度日。而比他更为悲惨的底层老百姓，早已在苛捐杂税之下“易子而食”。

这不是一人之悲剧，这是一个时代的死局。从归隐到离世，陶渊明生命的最后十余年，是一场与饥饿、疾病和尊严的漫长角力。

其实，早在陶渊明写下《饮酒·其五》的两、三年前，诗中便已屡现“饥寒”字样。等到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过去当官积下的家产，早已经在那场大火中化为乌有。

起初他还有信心，以为能做个称职的农夫。但是农耕终究是“看天吃饭”的活路，并不是凭意志就可以得到丰收的。

等到大病之后体力不支，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矜持，叩门乞食。此时，离他写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不过十余年光景。

诗圣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最后病逝在一条船上；写《游子吟》的孟郊，一生困顿，晚年丧子，死后无钱下葬。

就连写小说的也不能例外，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贫病交加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直到死都没看到自己的著作刊行。这一切看似荒诞，却并不是孤例。

许多光照千古的文人，竟然都不能得到善终。可他们留下的诗文，却如暗夜星火，穿越岁月，温暖了无数后来者的心灵，给予世人不灭的希望。

王国维曾经说过：“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或许正因这些血泪浸透的生命体验，才使他们的文字具备了穿透时空的力量，最终为不朽吧。世人至今仍爱吟诵“采菊东篱下”，却鲜有人真正追问：

那双曾采摘菊花的手，晚年是否在寒风中颤抖着，捧起过乞食的破碗？那双望过南山的眼睛，最后是否在茅屋漏雨的滴答声中，悄然阖上呢？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年轻人们，或许难以体察：当这些伟大的文人执着于精神自由时，往往疏于谋生之计；当他们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候，自己正陷于“寒夜无被眠”的窘境。

乱世不容清高，理想与生存之间，常横亘着一道无法弥合的裂隙。但是，这一切真是他们的不明智吗？

“陶渊明们”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活得多么安逸，而在于他们活得很真实。即使他们在写下诸如“采菊东篱”的名句时，很可能只是在一块贫瘠的田地里，采摘几株稀疏的豆苗。

而他们眼中所见的“南山”，很可能也只是一个低矮的“土馒头”，可那也是因为他们用自己诗意的浪漫，将地上的“六便士”看成了空中的“满月轮”。

人活着，总要得有点儿理想不是吗？否则，与蝼蚁何异？于是，就让我们在为陶渊明的坎坷命运扼腕之余，再一次静心重读他的诗篇吧。

纵使穷尽一生也无法抵达心中的那个目标，但是我们仍应为了心中所向往的那座“南山”，坚定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