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俗语“既当XX，又立牌坊”，讽刺某些人既要做坏事，又想落个好名声。

然而在古代，立牌坊绝非易事，它是官府与民间共同认可的最高荣誉，承载着严格的道德标准与制度规范。

牌坊的雏形可追溯至东汉。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广汉人姜诗与妻子侍母至孝。一次，姜妻因大风延误打水，婆婆口渴难耐，姜诗一怒之下休妻。

妻子寄居邻家，日夜纺织，托邻居送美食给婆婆。婆婆得知真相后羞愧接回儿媳，姜诗却不幸溺亡。

妻子为免婆婆伤心，谎称丈夫外出求学。官府感其孝行，特赐旌表其里门，并免除徭役。这一事件成为后世牌坊制度的萌芽。

历经千年演变，至明清时期，牌坊形成五大类型，并明确了资格与流程：

第一类：节孝坊

节孝坊主要表彰妇女的“贞节”与子女的“孝道”，标准严苛：

至孝侍亲：需长期无微不至照料公婆（父母），如“冬温夏凊，晨昏定省”，且为邻里公认。守节二十年：宋代《宋史·列女传》载临安周氏守节三十年获立“贞节坊”；明清规定“三十岁前守节至五十岁”可请旌建坊。

节孝坊的建立有两重重影响：

家族优待：受旌表者或可免税、获赡养（如宋代《袁氏世范》规定“赡养节妇”）。伦理压迫：据统计，清代浙江1.2万座牌坊中，87%为节烈坊，无数妇女被迫守节甚至殉夫。

第二类：功名（德）坊

功名坊，这是要在“国家考公”（科举）成功上岸，专为科举成功者设立。

进士专属：明代规定进士由朝廷拨款建“恩荣坊”，如江西吉水为状元刘俨立“状元及第”坊。举人特例：举人通常无资格，但乡绅富户可自费建坊，如徽商为举人汪道昆建“世科第”坊。官职加成：三品以上官员可申请“功德坊”，需皇帝批准，由官方出资建造，如万历朝首辅张居正获立“太师坊”。

到了清朝，只要获得一定功名，大族只要愿意掏钱建造，官府也不会阻拦。中低级官员如果有功，可通过地方政府上报，经皇帝批准后，由地方财政出资建造。

第三类：义行坊

义行坊的旌表对象主要是乐善好施、济困扶危的乡贤或富户。具体标准包含：

赈灾济贫：在灾荒年份（如旱涝、饥疫）捐粮赈济（千石），或设立义仓、粥厂救济灾民。修桥筑路：捐资修建公共设施（如桥梁、道路、渡口）超三里，便利乡里交通。兴办义学：资助贫寒子弟读书，或创办书院、义学，推动地方文教。捐资助公：为地方公共事务（如修城墙、建官署、助军饷）捐资出力。其他义举：包括施棺助葬、调解纠纷、赡养孤寡等符合儒家“仁德”的行为。

义行坊的建立，既可实行道德教化，鼓励乡绅参与地方治理，又可提升乡绅或富商的家族威望，缓和贫富矛盾，减少社会动荡。不过义行坊建立，需要地方官核实并逐级上报，最终由朝廷或省级官府批准立坊。

第四类：军功坊

军功坊，是清代为表彰八旗将士战功而设立的荣誉性建筑。目的是强化“满洲根本”政策，维系八旗军事贵族特权。具体标准包括：

战功卓著：重大战役立功、特殊军功（如阵斩敌酋、先登等）、殉国或重伤；官职门槛：通常需副都统以上，但士兵战功突出可破格。

《八旗通志·勋臣表》载：正黄旗满洲都统额森特，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征讨大小金川时，率军攻破叛军山寨，战功第一，朝廷特赐建立‘忠勇’牌坊以表彰其功绩。

第五类：寿星坊

寿星坊，中国古代用于表彰高寿者的纪念性牌坊，多见于明清时期。

不过通常需年满百岁（清代标准放宽，部分地方对90岁以上者也可建坊），或者家族中有多人高寿（如“五世同堂”），即使未达百岁，也可能获准建坊。

除了年龄要求外，德行方面也是有要求的，比如孝顺、和睦乡里、无犯罪记录，家族无劣迹，子孙贤良等。只有这两样达到要求，地方官逐级呈报至礼部，有皇帝批准赐建，部分由由地方官府或家族出资修建。

《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安徽寿州王氏年103岁，五世同堂，朝廷赐银建坊，题“升平人瑞”。受表彰者可能获免税、赐粟帛等实惠，领朝廷赡养银等。

牌坊是古代中国“礼治社会”的产物，兼具政治控制、道德教化、家族荣耀三重功能。

对朝廷而言，它是维护统治的工具，是"无需法律的秩序"；对百姓而言，它是阶层跃升的途径，能提升家族社会地位；对社会而言，它是伦理秩序的象征，树立道德榜样教化民众。

不过明清后期，部分地区出现“买坊”现象，削弱其权威性，如安徽休宁曾曝出富商贿银千两购“义行”虚名。同时节孝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礼教吃人的象征，像《儒林外史》中王玉辉鼓励女儿殉节，真实反映制度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