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的飞来横祸

云南某地，不到60岁的老田是一家公司的保安，负责小区的门岗执勤和值夜班巡逻。

老田有个亲外甥，姓熊，患有精神疾病，小熊怀疑舅舅老田与自己的老婆，也就是老田的外甥媳妇有染，屡次纠缠老田，要求老田说清楚。

这天夜里10点多钟，小熊再次来到老田的值班岗亭，用菜刀追砍老田，老田躲闪不及，身中数刀，10天以后，抢救无效，在医院离世。

经过司法鉴定，凶手小熊确实患病，但作案时意识清楚，没有在精神症状驱使下作案，辨认能力存在，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法院认定，熊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同时承担附带民事赔偿，金额约12.8万元。

案件判决后，老田的儿子向公司申请，老田应该认定为因工死亡，公司同意，向人社局申报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的三要素

工伤和工亡的认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原因。

老田被砍发生在夜班期间，符合工作时间的要求，地点为值班岗亭，符合工作地点的要求。但是，是否为工作原因，存在争议。

人社局认为，争执并非因工作原因产生，凶手与老田之间是个人之间的矛盾，老田被砍不是履行保安职责引发的冲突；老田的职责是值勤、巡逻，维护小区安全，其受到伤害，不是他在履行这些职责时受到伤害，换句话说，即使老田不当保安，凶手也可能行凶，与保安工作本身没有必然联系。

即使凶手是单位领导或同事，也并不必然构成工伤，“工作原因”与“伤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老田的伤害结果是因私人动机导致，与工作职责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所以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法律情形。

因此，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原因，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人社局因此驳回了公司的申请，认为老田不构成工亡。

法院判决赔偿12.8万

老田的案子与很多工伤案件类似，处于边缘状态，那么，像老田这样的刑事案件受害人，能够得到什么救济呢？

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可以申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法院会在刑事案件审理的时候，一并审理刑附民的赔偿。

刑附民赔偿的原则是物质损失，即直接经济损失，对于老田这样的案件来说，受害人家属只能受害人家属只能申请医疗费、丧葬费、误工费等直接经济损失，通俗地来说，就是花了多少钱，就赔多少钱，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死亡赔偿金包含尚未发生的可期待利益，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样，不是直接的物质损失。刑事案件的判决，让被告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也是对受害人的重要精神抚慰。

另外，刑附民赔偿，还要适当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包括现在的赔偿能力和将来的赔偿能力，以避免数额过大的空判引起的负面效应，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

所以，本案的刑附民赔偿判决，法院只判决了12.8万元。如天津崔女士案，刑附民的赔偿只有3000元。

工伤赔偿可能100万

那么，如果老田被认定为工伤，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我们来估算一下。

第一笔钱是丧葬补助金，基数是上一年度当地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按6个月计算，这一笔钱可能就有3至4万元。

第二笔钱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基数是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老田案发的时候，这一数额为3万多元，老田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应按20倍计算，这一笔钱应在60万到80万之间。

第三笔钱是供养亲属抚恤金，比如老田的遗孀和健在的父母，按照老田生前工资的比例，由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如果是3000元的工资，按40%领取，领取10年的话，也有14万之多。

这样加起来，如果被认定为工伤，老田的家属一共可以领取到70万到100万之间。这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来说，是有云泥之别的，如天津崔女士，如认定为工伤，赔偿金额也可能在30万到60万之间。

而且，赔偿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不存在”空判“或者无法执行的情况，是有保障的。

法院的判决思路

在本案中，老田的儿子就坚持认为，父亲是在工作场所、工作地点，受到无妄之灾的，父亲与熊某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一切都是因为熊某患病想像出来的，老田被砍伤，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应予以认定为工伤。

而法院则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无法查明是否是工作原因的，应推定职工属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出发点是倾向保护职工利益，因此，如果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必须具有更充分的证据。

如本案，人社局否定工亡的依据是刑事判决书中的内容，熊某自述“其怀疑舅舅与妻子有染”，法院认为，这只是案犯单方面的说法，人社局没有进一步调查，也没有拿出能坐实“私人矛盾”的确凿证据，如果人社局要否认，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限人社局在60天之内，对老田是否属于工伤重新作出决定。

法网人生说

工伤认定，从表面上是“个案补偿”，实质上却是“公共资源的分配”。

如果认定为工伤，支付的是工伤保险基金的钱，而这笔基金来自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

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则意味着家属只能依靠刑附民或者侵权诉讼，而这往往“赔不到钱”或者“执行不了”。

如果在工作岗位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受害人都纳入工伤，工伤基金可能被滥用，从这一角度来说，不仅仅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制度价值选择，工伤保险究竟只是“劳动风险保障”，还是也要涵盖“岗位暴露的社会风险”？

女员工遭遇职场性侵，是否能认定为工伤？性侵无疑是刑事犯罪，但它发生在劳动关系背景下，又是否属于“因工作原因”？

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难题：工伤认定的边界，既关乎个人的生死冷暖，也关乎制度的可持续与公平。

如何拿捏，考验的不仅是条文的解释，更是社会的共识与价值判断。

本案例来自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为普法案例，非当前事件，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