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凉山到东莞：阿曲的两个名字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某些少数民族在找工作时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尤其是彝族工人，他们为了谋生来到东部发达地区，却常常面临语言障碍和文化偏见的双重挑战。

他第一次进厂那天，就因为一个词听错，被扣了三天工资。质检，他以为听成了“指甲”，站在流水线旁边瑟缩着，不知道要干嘛。班长后来火了，拍着桌子“你不懂不会问啊？”他栽着肩膀，连连点头。那会儿他汉话生硬，心跳得比冲压机还响。

那年是2003年，阿曲十九，从凉山昭觉出来，背上扛着一小卷被子和两袋自家风干的腊肉。县城的车站味道复杂，烟味、汽油味，还有泡面汤的香气。他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窗外从褐色山梁变成一片平整的平原，再后来就是一浪一浪的厂房屋顶。他对这一切不熟，就像嘴里翻不顺的普通话。

“你叫什么？”招工的女人问。

“阿曲·日某。”

女人皱了皱眉，“身份证上叫什么？”

“莫色曲沙。”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是的，两个名字，一个在山里，一个在城市。后来为了省事，大家都叫他“小莫”。

有些事就是从一开始就尴尬。宿舍八个人，湘赣川甘都有。第一次大家夜里闲聊，阿曲听着“扳手、扳机、扳机——你分清没？”他笑笑，举起右手在掌心画拼音，像孩子写生字。闲话一句，他学汉话的办法很土：把每个部件名字写在手上，走到哪儿记到哪儿，晚上洗澡时再背一遍。那段时间，他手心像一本薄薄的词典。

他在车间里学得最快的词是“停”“危险”“小心头顶”。这也正常，活命要紧。真正让他觉得被看见的是一次小故障：输送带卡了工件，机器嗡一嗡有点破音，其他人还没反应，他一把拍下急停。班长骂他的那双手，这次在众人眼前没抖。他没拿什么奖金，贴了张“安全标兵”的纸——那纸在墙上黏了半年，夏天风扇一吹，起起伏伏的，像在呼气。

他常打电话回家，怕母亲担心，说得轻松：“我在这边挺好，菜很辣。”其实食堂那辣，是椒面糊的死辣，少了家里火塘边那种慢慢熏出来的味道。有一次他在宿舍里用小电锅煮腊肉，走廊里一阵鬼叫：“谁家味儿这么冲？”他端着锅，挠挠头，“我们那边都这么吃。”不知不觉，屋里几个也学着往锅里丢葱段，一锅奇怪的团结味。

语言这件事，有时候不是不会说，而是两边都不愿意慢下来。他被叫过几次“老彝”，不是坏心眼，半开玩笑那种，但他听着心里还是一紧。后来他也学会拿别人的口音打趣，回击得轻一点，“你们湘音也重嘛。”大家笑成一片，气就顺了。他不是圣人，有时也会怄气，尤其是被当面模仿“咿咿呀呀”的时候。他咬着牙告诉自己：忍住，先把这一班顶完。

他也有软的时候。厂里有个食堂小妹，赣州来的，叫小敏，总喜欢多给他一勺汤。有一次她打趣说：“你像我家那边山里的竹子，帮风一吹就弯，但你看又挺回来。”他偷偷笑。两个小年轻，一起去看过一次电影，是那种噪声很大的动作片，字幕飞来飞去，他看得累，但看她笑，觉得不亏。后来提到家里，小敏说女方彩礼，阿曲说他们那边聘礼，两个数字都不低。房间里安静很久，风扇转了一圈又一圈，事情就没了下文。很多年后他还会想起她，想起那碗多出来的汤，热气腾腾。

他是怎么慢慢当了“翻译”的？这倒是个有意思的过程。每年秋后，总有同乡沿着他这条线来。他带人去体检，去复印身份证，去办饭卡。有人被保安拦住，说话绕不过弯，他就上去笑：“他是我们那边来的，第一次，慢一点。”笑容有时比证件好使。慢慢地，人事部门也愿意找他帮忙，集体签合同的时候，他用彝话一句句讲清楚，什么叫“加班自愿”，什么叫“社保基数”。他也不是什么专家，只是知道怕，怕有一天同乡没看懂字，吃哑巴亏。

说起来，2008年的一次消防演练，差点让他丢了饭碗。警报响起，他明明跟着人群走，结果被喊回去，说他走错通道。他解释不清，背上像被人贴了几个问号。那天他夜里打电话回家，听见父亲在那头用诺苏话安慰他，说路长，弯路绕一绕，总能绕回大路。第二天他把逃生图抄了一遍，贴在床头。看似小题大做，但他知道，站在别人世界里，你得提前半步。

2012年他回了一趟家。祖母没等到他，走在了火把节前一周。他赶回去时，村口新修的路硬生生把他的记忆拦了一刀。过去下山要走一天，现在车能开上来。堂弟炫耀着会说“普通话”，问他“哥，你在外边有没有明星那样的朋友？”他笑出声，又有点酸。那晚火塘边，屋里大人说起外头的工资，说起电焊喷那样的钱火，他突然觉得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不停地换鞋底。山里的夜风凉，城市的夜风亮，他脚底都沾着一点。

那次回去后，他动过心思，想在县城开个小修理铺。人脉倒有，手艺也练得不赖，就是钱不够，门面费跟天一样高。厂里恰好也说要扩车间，让他带一线。他斟酌了三天，还是回了东莞。那年，他把手机换成了个智能机，开始用软件学字，跟着主持人念新闻，一字一顿。坐公交时，他会对着车窗里的自己练口型。旁边人看他，他就讪讪地笑，“学说话呢。”

2020年，风刮过来，工厂暂停了几周。他在群里用彝话录了几段语音，告诉大家怎么申报、怎么扫码、怎么约核酸。老乡们一个个在下面回“收到”。他跑前跑后帮大叔弄健康码，教阿姨打开定位（说起来，这些词他最初连汉字都不认）。村里的干部在群里点他的名，说“莫色曲沙在外边也帮了我们忙。”他那天难得喝了两杯，脸红得像火把节。

噢对，还有一件事没讲。他最后还是成了丈夫。不是小敏，是深圳一个社区诊所的彝族护士，叫阿以。她比他会说，也比他敢说。第一次两家人见面，火锅里辣椒翻滚，长辈说了几句“房啊、礼啊、孩子啊”，她抬眼笑，“都听，慢慢来。”两人的婚礼不大，城中村的小礼堂，买了很多彩带，朋友唱了几句彝调。阿曲没有讲什么豪言，他只说了一句，“我希望他（他们后来生了个儿子）将来有人问他是谁，他可以说两种名字，都算数。”

说到底，这些年他遇到过轻视，也遇到过善意。被喊“老彝”的时候，他笑过；有人认真听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解释条款时，他也红过眼。你说偏见有没有？有。像空气里隐隐的灰尘，光照下来你能看见。你说改变难不难？难。但不是不可能。它不是靠一张大横幅解决的，是靠每天说清楚一件小事，不装懂，不嫌慢，肯把时间分给对方。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成本。

他现在的工作牌上写着“产线带班”，背后小小地贴了一张纸，“临时翻译”。别人笑他，他说留着吧，挺好看。周末他还会带新来的孩子去外面吃一顿，讲讲从哪里寄钱最便宜，哪个老板喜欢省空调电，哪家理发店十块能理出精神头。他也讲自己第一次听错“质检”的事，讲到那儿总会停一秒，用手在空中比划一下，像从一个词里挤出另一个词。

有时我在想，他算不算“历史人物”？按我们日常理解，历史人物该是书上那种，有照片、有年表、有注释。可我们每天讲“时代”，谁又不是时代的证人呢？历史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学会两种语言的过程，一种是口舌上的，另一种是相处的。

故事先放这儿。阿曲还在往上学，拿了个电工证，闲时读读书。他儿子在幼儿园里讲普通话，说“爸爸你说得有点怪”，他笑，摸摸孩子的头，晚上躺下又给他哼彝调的摇篮曲。窗外风过树梢，像很远很远的山在低头。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也许有一天，大家在任何一个厂门口，问一句“你叫什么”，回答什么都不紧张。也许还要走一段弯路。但只要有人肯按下那个“急停”，肯在嘈杂里停一秒，听懂彼此，路，总会越走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