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招考重新拉开了大幕，距离上一批学生进门，已过去十个整年。年年盼、年年等，总觉得考大学像是“路那头的光”，却始终看不清。这一年，袁启鸿，来自上海的老三届知青，在黑龙江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居然一下子成了“状元”。

他呢，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细算年纪，正好卡在那些命运反复的大年头里。六八年，袁启鸿跟着“上山下乡”的洪流，背着铺盖卷子、带着点上海的腔调，被送到了东北的草原——没什么盛大儒雅，只是一批二十出头的沪生们，一头扎进北大荒。

兵团知青，说起来表面上稍微能喘口气，比插队知青少点乡村琐碎。可别小瞧了“兵团”这两个字——大田野，大工地，天宽地阔，数不清的力气活。反正一年到头，季节怎么换，活就怎么翻新：播种、锄地、抢收、修渠，没哪一件是轻松的。

袁启鸿也不是仙。他初到北大荒时，心里憋着事。按我们现在的话讲，大城市来的孩子总带点不服，但田野有自己的规矩，身体吃不消，脏活不让你少干。那些年，他的手磨出了厚茧，晒了三年，黑了两个色号，自嘲“上海白面变东北黑炭”。

日子就这样一晃。春天冻土，夏天日头烫人，秋天收庄稼抢速度，冬天冻得嘴吐白气手拿不住筷子。有的时候，大雪封路，活干不出去，袁启鸿就像一只被窝里的老猫，蹲在角落里翻书。不是想着高远的理想，就是跟自己较劲。书是什么？那年月，能看到点东西，那都是“奢侈品”。说是看书，实际能看的，没几本。文化、政策，天天拧着红色主旋律——翻《智取威虎山》的剧本，看见“矿山风云”的字句，心里有点滋味，但嘴上半点不能露。稍微出格点儿，好事的就喊人来问话，那会儿，“多看一眼不可说的书”，都能惹上一身麻烦。

人啊，在艰难地里能见自己的“本事”。有一次下暴雨，全兵团停工，袁启鸿硬是在破旧的工具箱里翻出一本数学书，纸张发黄，边角全卷了毛。他靠着墙，脸贴着窗户，用油灯看了一下午公式。我想，可能他自己也没觉得那时“吃苦”，只是习惯了跟时间、环境死磕。

读书的事不很容易说。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袁启鸿的“固执”，有的知青朋友觉得他“书呆子”，不多说话，老是拈着本“看不懂的东西”发呆。也有时候，他和炊事班的大姐唠嗑，说起上海的糖醋小排，大家都拿他当城里来的“活宝”。可一到考试、升学这些事上，北大荒里头的人都得按兵团规矩办事，没人敢乱多说半句。

七六年转了向，全国又起了劲头。广播里反复放着新鲜的歌，《祝酒歌》火得不得了，知青们也跟着乐。外面变化多，兵团还是干老活，袁启鸿的生活没大变。只不过，全国都在悄悄地盼一个消息——大学招生，恢复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机会终于砸了下来。大批知青一边惴惴不安，一边又忍不住兴奋。那些年在地头、河边折腾过的，不只是身子骨，还有眼中的梦想。袁启鸿呢，临到考试，心里还是没谱。他又熬了几个通宵，看完所有能找到的卷子，连兵团收工的路上还背着公式，一笔一划地琢磨。

高考那几天，兵团知青一起往镇上的考点赶，队伍拉得很长。北风像是要把人吹走，袁启鸿紧了紧棉衣，攥着准考证，一路脚印踩在雪地上。他后来回忆，和他一起去的知青，谁都不敢说“肯定能考上”。能抓住这一回机会，不是比谁聪明，是比谁熬得住，也是拼运气。

考完卷子的袁启鸿，回到营房，坐了整三天，不敢和任何人多表态。兵团伙食一如既往，白菜炖粉条，还是火气不小的白菜，但此时谁都不在乎菜有几根。他知道，如果没考好，还是得户外干活，荒地不会因为理想停下来。

终于通知下来了——黑龙江省高考第一名。哈工大录取。消息传出来，整个营区都像炸了锅，袁启鸿被吹成了“我们的骄傲”。很多人跑来和他合影，问“你是咋考的？”他只笑笑，一句“我自己都没想到。”其实哪是“没想到”，那些夜里的油灯，那些汗水和积攒在心底的惦记，都不是一句轻描淡写能说的。

上海的家里人那会儿也收到信。父母在同事圈里都夸儿子“争气了”。可大家也很清楚，知青的命不是一句大学录取能全翻身。顶多换了个地方，重新开始。袁启鸿从小到大，一路在上海弄堂顶着书包不落下，再到荒草地里扛锄头，最后靠“死磕”考上大学——这其中的委屈和自个儿心里的那份犟劲，外人哪懂呢？

后来的事，谁也说不清。有人说那个年代的知青，读了书也难归乡；有人说，当年的“高考状元”不只是光环，更是一种烙印。袁启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那晚，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把窗户开了一条缝，看着冷风里的夜色，自言自语了一句：“苦到头了么？”

一代人的青春，被拉长在荒僻的北大荒，也在高考的门口迎来一个急转弯。可谁又能说，这玩家“走出了寒风”，真就进了温暖的春天呢？也许，那个春天，还在人心里慢慢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