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篷外是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风刮得像野狼在嚎，帐篷里，我听着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血液几乎都要冲上脑门。黑暗中，睡在我旁边的女驴友苏晴翻了个身，温热的气息几乎喷在我脸上，她用一种梦呓般的、带着一丝沙哑的嗓音说：“陆森，我好热……是不是高山反应了？身体跟火烧一样。”

这一句话，像一颗投入冰湖的石子，瞬间在我心里炸开了无数涟漪。热？在这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上，我们的帐篷都被冻得硬邦邦的，连呼出的气都能结成冰碴子。我，一个三十多岁的普通程序员，在城市里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爬山是我唯一的爱好。而苏晴，是我们在驴友群里认识的，一个长相甜美、性格开朗的平面设计师，这是她第一次挑战这么高的雪山。一路上，她活泼得像只小鸟，可现在……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闪过了无数个不该有的念头。孤男寡女，绝顶之上，一句“我好热”，这几乎是电影里才会有的情节。可我还没来得及分辨这其中的意味，就感觉她又往我身边凑了凑，黑暗中，她的手似乎无意识地抓住了我的睡袋。我的天，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这寂静的帐篷里，空气都变得稀薄又滚烫。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句听起来充满暧昧的话，后面跟着的，竟是死神的脚步声。

老实说，第一眼见到苏晴，我就有点心动。她不像现在很多女孩那样瘦得像纸片人，而是那种常年健身的、充满健康活力的美。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特别有感染力。出发前的准备会上，她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对雪山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说一定要在山顶看最美的日出。

我作为队里经验最丰富的“老驴”，耐心地给她讲解各种注意事项，从如何防止高反，到如何正确使用冰爪。我特意叮嘱她：“苏晴，这次海拔高，千万不能逞强，感觉不舒服一定要说，高反不是开玩笑的。”她当时拍着胸脯，笑嘻嘻地说：“放心吧陆哥，我身体好着呢！保证不拖后腿！”

出发那天，我们一行五个人，两男三女。一路上风光无限，大家有说有笑，气氛特别好。苏晴确实像她自己说的那样，体力不错，一路上都精神头十足，还时不时地给我们讲笑话。我也乐于照顾她，帮她调整背包的背负系统，提醒她定时补充水分和能量。一来二去，我们俩的关系也比其他人更近了一点。

她每次都只是摆摆手，倔强地摇摇头：“没事，陆哥，我能行。”说着，还对我挤出一个有些勉强的笑容。年轻人嘛，好胜心强，我当时也没太当回事，只是放慢了脚步，让她始终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下午四点多，我们终于抵达了二号营地。所有人都累得够呛，另一个女队员甚至出现了轻微的高反症状，头疼恶心。我们赶紧让她吸氧，吃了点药，安顿她早早休息。扎好帐篷后，我烧了热水，给大家煮了点热乎乎的面条。苏晴似乎没什么胃口，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说自己有点累，想早点睡。

看着她有些发红的脸颊，我心里咯噔一下，问她：“苏晴，你是不是也不舒服？脸怎么这么红？”她摸了摸自己的脸，含糊地说：“可能是太阳晒的吧，高原紫外线太强了。我就是有点困，睡一觉就好了。”

晚上九点多，大家都钻进了睡袋。山顶的风声越来越大，刮在帐篷上呼呼作响，像鬼哭狼嚎。我躺在睡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旁边的苏晴倒是很快就没了动静，呼吸声均匀，似乎是睡熟了。我也就渐渐放下了心。

可到了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了。迷迷糊糊中，我听见苏晴在说梦话，翻来覆去的。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她说她好热，身体像火烧一样。

说句心里话，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在那种极度暧昧的环境下，我的第一反应确实是心猿意马。苏晴长得漂亮，性格也好，我对她本就有好感。她现在主动靠近，说着这样引人遐想的话，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理智告诉我，这不对劲，这太反常了。但在那样的环境下，荷尔蒙和缺氧带来的轻微眩晕感，让我的判断力直线下降。

她没有回答我，反而把手伸出睡袋，开始解自己冲锋衣的拉链。这一下，我彻底懵了。我的天，这海拔五千多米，夜里温度零下十几度，脱衣服？这不是找死吗？

一个念头猛地击中了我的大脑：不对！这绝对不是什么暗示，这是出事了！我多年户外经验形成的本能瞬间压过了所有胡思乱想。我一把按住她的手，触手却是一片冰凉和湿腻，全是冷汗！

“苏晴！醒醒！苏晴！”我加大了音量，用力摇晃她的肩膀。

完了！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也崩溃了。这不是普通的高反，这是高山病里最凶险、最要命的两种——高山肺水肿或者脑水肿！这两种病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因为大脑严重缺氧导致神志不清、行为异常，患者会产生幻觉，比如说感觉燥热，甚至会做出在冰天雪地里脱衣服的“反常脱衣”行为！这是身体机能崩溃前的最后征兆！

那一瞬间，暧昧的气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刺骨的寒意，从我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吓得魂飞魄散，刚才那点旖旎心思现在想来，简直是可笑又可耻。人命关天啊！

我再也顾不上什么男女之别，猛地坐起来，摸索着打开了头灯。刺眼的光线下，苏晴的脸颊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潮红，嘴唇却有些发紫。我把耳朵贴到她胸口，能听到她的肺部传来“咕噜咕噜”的水泡音。是肺水肿！再不抢救，她的肺就会被自己身体组织渗出的液体淹没，活活憋死！

旁边的帐篷里很快有了动静，同行的老赵和另外两个队员都钻了出来，顶着寒风冲到我们帐篷边。“陆森，怎么了？”老赵的声音里满是焦急。

“苏 a 晴可能是高山肺水肿！情况很危险！快！拿急救包和氧气瓶来！”我几乎是在咆哮。

大家一听“肺水肿”三个字，脸色全变了。在雪山上，这三个字就约等于死亡通知书。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把氧气瓶和急救包递了进来。我颤抖着手给苏晴戴上氧气面罩，把流量开到最大。我翻出地塞米松和硝苯地平，这都是应对急性高山病的救命药。

喂药的过程异常艰难，她根本无法配合。我只好把药片用瓶盖碾碎，兑上一点点热水，撬开她的嘴硬灌了下去。做完这一切，我们所有人都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在这高海拔地区，仅仅是这么一番折腾，就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人的体力。

氧气和药物只能暂时缓解症状，并不能根治。治疗高山肺水肿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下降！立刻，马上！多待一分钟，危险就增加一分。

可是，看看帐篷外，天还是墨黑一片，狂风夹杂着雪粒，能见度不足五米。在这样的天气里下撤，同样是九死一生。

“不能等！”我斩钉截铁地说，“等到天亮，她早就没命了！必须现在就走！”

老赵也咬着牙点头：“陆森说得对，只能赌一把了。我们分组，我和小王留守营地，陆森，你体力最好，你带苏晴下撤，我们把所有能用的氧气和药品都给你们！你们以最快速度下到一号营地，那里海拔低，或许还有救！”

没有时间犹豫，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迅速收拾了最精简的装备，把苏晴用睡袋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头呼吸氧气。我把她背在身上，那感觉就像背着一块随时会融化的冰。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没说话，因为我知道，此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我背起苏晴，一脚踏入了帐篷外那片无尽的黑暗和风雪之中。

下山的路，比地狱还可怕。来时需要四五个小时的路程，在黑夜里变得漫长无比。我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脚下是湿滑的冰雪和看不见的乱石。我必须高度集中精神，分辨路线，同时还要承受背上苏晴的重量。她的身体滚烫，隔着好几层衣服和睡袋，我都能感觉到那股灼人的热度，可我知道，这热度正在吞噬她的生命。

有好几次，我脚下一滑，差点连人带她一起摔下山崖。风雪打在我的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我的体力在飞速流失，肺部火辣辣的，每呼吸一口都像是吞了一嘴玻璃渣子。背上的苏晴时而昏迷，时而又会说几句胡话。

“别睡！苏晴，跟我说话！你不是想看日出吗？我们下山了就能看到了！最美的日出！”我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刺激她，让她保持一丝清醒。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停，绝对不能停！这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的背上，我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她。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背负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我们终于连滚带爬地回到了相对安全的一号营地。这里的海拔低了将近一千米，苏晴的呼吸明显平稳了一些。我用卫星电话联系了山下的救援队。当救援人员赶到，把苏晴从我背上接过去的那一刻，我紧绷的神经彻底断了，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雪地里，再也站不起来。

我在医院的走廊里见到了匆匆赶来的苏晴的父母，他们握着我的手，哭得泣不成声，一个劲地说着“谢谢”。那一刻，我所有的疲惫、恐惧和后怕，都化作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苏晴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她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只是脸色还有些苍白。看到我，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蝇：“陆哥……对不起……”

我笑了笑，把手里的水果篮放下：“说什么傻话呢，人没事就好。”

我心里一颤，看着她那充满了愧疚和不安的眼神，我突然就释然了。我摇摇头，很认真地对她说：“我没往心里去。我只知道，我的队友病了，我必须救她。换了是队里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这么做。”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聊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聊对生命的敬畏。她为自己的逞强和鲁莽道歉，我为自己一开始的胡思乱想而感到羞愧。我们都明白，那座雪山，给我们上了一生中最深刻的一课。

出院后，苏晴请我吃了顿饭。她说，她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去登山了，这次的经历让她害怕。我说，敬畏自然，但不必恐惧，重要的是懂得了如何尊重自己的生命。

现在，每当我在办公室里忙得焦头烂额时，总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帐篷外地狱般的风雪，和帐篷里那个滚烫的、脆弱的生命。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晚上，我被自己的欲望蒙蔽了双眼，哪怕只是犹豫了几分钟，那会是怎样一个无法挽回的结局？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有时候，考验来自于外界的艰难险阻；有时候，考验来自于内心的欲望和杂念。而真正的强大，不是你能征服多少座高山，而是在最暧昧、最危险的迷雾里，你依然能保持清醒，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那场日出，我和苏晴最终都没能看到。但在我心里，我看到了比日出更壮丽的景象——那是人性的光辉，和对生命的敬畏。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