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士怎么读(士的由来和演变)

三个士怎么读(士的由来和演变)

阳玉 2025-10-15 教程 3 次浏览 0个评论

读到论语第十三篇,也就是《子路》篇,里面有一处,子贡问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士,“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引出了孔子对士的定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次一等的士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第焉”,再次一等的士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孔子认为最高标准的士应该是对自己行为保持羞耻之心,能够很好完成君主交办的使命;次一等的士应该是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里称赞他尊敬长者;再次一等的则是说话守信用,行为很实在。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定义,可见孔子心中的士相对比较宽泛,具备了羞耻心,有能力,孝顺、恭敬,守信、笃实,这样的人就可以算作“士”了。这是春秋时期孔子所谓的“士”。

三个士怎么读(士的由来和演变)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另外《论语》中,多处出现关于“士”的描述,如: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等等。

其实早在西周时期,士就已经出现了,他们是贵族体系的最底层,位列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下,属于"执技论道"的专业化阶层。他们既要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宗庙祭祀中充任礼官,又要在战场上作为甲士冲锋陷阵。《孟子·万章下》明确记载周室班爵禄为"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形成严格的六级贵族体系。

春秋晚期的社会动荡重塑了士的构成。一方面,晋国栾、郄等旧贵族在政治斗争中"降在皂隶",另一方面,子张、颜涿聚等"鄙家""大盗"通过学习诗书礼乐跻身士阶层。这种双向流动催生了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鲁国鄙家子弟子张凭借对贵族礼仪的掌握,最终成为孔门十哲之一,标志着士从身份贵族向知识阶层的转变。

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及其对政治变革的影响。这一时期,随着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和社会剧烈变动,贵族和平民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兴的士阶层由因家道衰落的旧贵族和接受私学教育、掌握知识技能的平民组成,他们秉持“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活跃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阶层的出现为各国君主提供了大量人才,推动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变革。

例如,魏国相国李悝通过颁布习射令等法令,提升了上地地区的军事实力,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此外,战国时期君主们竞相礼贤下士,如燕昭王以郭隗为师,吸引了乐毅、苏秦等杰出人才,显示了对人才的渴望。吴起、孙膑等士人也因才华出众而获得重用,展示了士阶层的流动性及其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士阶层的崛起标志着贵族世袭制的衰落,新阶层的兴起,为战国时代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动力。

东汉后期,士人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主要由士人组成,这些士人通过教育和考试(如科举)获得官职,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和知识精英。士大夫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他们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不仅参与国家治理,还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政治,尤其是东汉后期的清议运动,他们利用舆论监督政府,批评时政,维护正义。士大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他们以匡扶汉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勇于任事,敢于批评权贵,如外戚宦官等。士大夫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教育下一代,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尽管士大夫群体在历史上有许多正面贡献,但也有批评指出他们可能过于保守,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在某些时期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汉代察举制确立了"士儒化"的方向,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使士重新贵族化。颍川荀氏、琅邪王氏等家族凭借"世官世禄"垄断政权,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直到唐代科举制成熟,士阶层才完成第二次转型——吴郡陆氏、晋陵萧氏等江南旧士族通过"八叶宰相"的家学传承,将门第优势转化为科举竞争力。唐后期的士大夫展现出双重性格:一方面如颜真卿"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在淮西叛乱中面对李希烈的威胁从容就义;另一方面像白居易、元稹等通过进士科跻身中枢,推动新乐府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士的经济基础已从"客""部曲"式的农奴制转向租佃制,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他们更依赖中央集权保护财产,成为维护统一的重要力量。

明清之际,江南士大夫经历了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奏销案"中,仅江南一省就有"乡绅张玉治等二千一百七十名,生员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被降革,昆山戴、叶、王、顾、李五大族瞬间衰微,代之以徐氏等科举新贵。但士的精神传统仍在延续: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士"的责任从庙堂扩展到整个社会;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则系统反思了君主专制,为近代思想启蒙埋下伏笔。当1905年科举制废除,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血脉,仍在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呐喊中回响。今天的学者文人,是否仍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当代化身?这或许是理解中国知识阶层必须回答的命题。但不管怎样,这个群体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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