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虎门条约》（全称《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是 1843 年 10 月 8 日清朝与英国在广州虎门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它并非独立缔约，而是对《南京条约》中未明确的通商规则、领事裁判权、关税等核心问题的细化，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是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条约签订的背景

《中英虎门条约》的签订并非偶然，而是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利益博弈、清朝外交认知局限与英国扩张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背景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1. 《南京条约》的 “遗留问题”：通商规则亟待细化

1842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虽确立了 “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割让香港岛、赔偿 2100 万银元等核心内容，但未明确具体通商细则，导致中英双方在实际执行中矛盾频发：

英国商人希望获得更自由的贸易权限（如居留、租地、关税核定），但清朝地方官员仍试图以传统 “朝贡贸易” 规则约束；领事裁判权、关税税率等关键权益仅在《南京条约》中模糊提及（如 “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英国急需通过补充条约将其 “合法化、明确化”。2. 清朝的 “维稳需求”：试图以 “细化规则” 限制英国扩张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尤其是道光帝和负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对近代国际法和外交规则毫无认知，仍抱有 “以条约约束外夷，避免再起冲突” 的传统思维：

清朝官员认为，通过签订 “善后条款” 明确通商细节，可减少英国对内地的渗透，维持沿海地区的 “表面稳定”；耆英等官员将 “妥协” 视为 “羁縻政策”，试图以满足英国的部分要求，换取其不再提出更多领土或政治诉求，本质是对近代殖民扩张逻辑的误判。3. 英国的 “扩张野心”：借补充条约巩固殖民权益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 “日不落帝国” 的扩张高峰期，鸦片战争的胜利让其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亟需通过补充条约 “巩固并扩大战果”：

英国政府明确指示驻华代表璞鼎查，需通过后续谈判获取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核心权益，为长期殖民贸易扫清障碍；英国商人团体（如东印度公司）施压政府，要求解决《南京条约》中 “贸易限制过多” 的问题，确保在华利益最大化。二、条约的核心内容

《中英虎门条约》共 16 款，另有《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作为附件，内容围绕 “通商管理”“权益保障”“规则约束” 展开，核心条款可归纳为以下四类，且均体现 “不平等性”：

条款类别

具体内容

核心影响

领事裁判权

1. 英国侨民在中国五口通商地区犯罪，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审判，清朝官员无权干涉；2. 中英公民之间的诉讼，若英方为被告，由英国领事审理；若中方为被告，由清朝官员审理（“被告主义”）。

破坏中国司法主权，英国侨民可在华肆意违法而不受制裁，成为 “治外法权” 的开端。

协定关税

1. 附件《海关税则》明确规定，英国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税率（如棉纱每担税银 5.2 两、棉布每匹税银 0.05 两），清朝不得自行调整；2. 若后续需修改关税，需 “中英双方秉公议定”，清朝无单独定价权。

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导致中国无法通过关税保护本国工商业，成为外国商品倾销的 “低税市场”。

片面最惠国待遇

1. 若清朝未来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给予他国任何权益（如通商特权、减税优惠），英国 “一体均沾”，无需额外谈判；2. 英国无需给予清朝对等权益（“片面性”）。

为后续列强 “利益均沾” 提供依据，俄、美、法等国可借此直接获取英国的既得利益，加速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

通商与居留特权

1. 英国商人可在五口通商地区 “租赁房屋、地基，建立栈房”，允许长期居留；2. 英国可在五口设立领事，负责管理英国侨民和贸易事务，清朝需提供协助；3. 禁止清朝官员对英国商人 “滥行科税”（但未限制英国商人的垄断行为）。

为英国在华建立 “租界” 埋下伏笔（如上海英租界），英国领事成为干预中国地方事务的 “实际权力者”，通商口岸逐渐成为 “国中之国”。

此外，条约还规定清朝需 “保护英国侨民安全”，若中国民众对英人发起反抗，清朝需 “严拿惩办”，进一步强化了英国的 “特权地位”。

三、条约的历史影响

《中英虎门条约》的签订，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体系产生了深远的破坏性影响，是中国从 “独立封建国家” 向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转变的关键节点之一，具体影响可分为三个层面：

1. 对中国主权的全面破坏：从 “司法” 到 “经济” 的主权丧失司法主权瓦解：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使中国失去了对在华外国人的司法管辖权，后续列强纷纷效仿，导致近代中国成为 “外国人违法不受罚” 的畸形社会（如 19 世纪末的 “教案” 多与外国侨民违法有关，却难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经济主权被控制：协定关税使中国关税税率长期维持在 “值百抽五” 的极低水平（远低于当时世界各国平均关税），外国商品（尤其是英国的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导致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如江南纺织业 “机户失业，机工流离”）；外交主权被动化：片面最惠国待遇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失去自主性，任何一个列强获得的权益，其他列强均可 “自动共享”，中国无法通过 “双边谈判” 维护自身利益，陷入 “一国签约，多国受益” 的被动局面。2. 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冲击：自然经济解体与殖民经济形成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外国廉价商品的涌入，摧毁了中国传统的 “男耕女织” 经济模式 —— 农民不再自制棉布，转而购买英国机制布；手工业者因无法竞争而破产，被迫流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 “劳动力基础”，但也使中国经济逐渐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通商口岸成为殖民据点：条约允许英国在五口租地居留，直接催生了 “租界”（如 1845 年上海英租界的设立）。租界内实行英国法律和管理制度，脱离清朝管辖，成为列强对华进行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和政治干预的 “基地”，也成为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化” 的直观象征。3. 对列强侵华格局的影响：开启 “利益均沾” 的瓜分模式

《中英虎门条约》中的 “片面最惠国待遇” 条款，为列强侵华提供了 “范本”：

1844 年，美国以 “利益均沾” 为由，迫使清朝签订《望厦条约》，直接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权益；法国随后签订《黄埔条约》，同样享受 “一体均沾” 待遇；此后，俄、德、日等国均以 “最惠国待遇” 为依据，不断索取特权，使中国逐渐沦为列强共同支配的 “半殖民地”，直至 19 世纪末的 “瓜分狂潮”（如甲午战争后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四、总结：《中英虎门条约》的历史定位

《中英虎门条约》并非《南京条约》的 “简单补充”，而是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 “核心框架” —— 它首次明确了 “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 等殖民特权的具体规则，为后续列强侵华提供了 “法律依据”，也标志着清朝的 “天朝上国” 外交体系彻底崩溃。

从本质上看，该条约是英国凭借军事优势对中国进行 “殖民利益确权” 的产物，它不仅剥夺了中国的主权，更重塑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为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和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不平等特权才被彻底废除，中国真正实现了主权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