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一大”制度是中国在国有企业治理过程中孕育而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党委/党组前置审议程序），专属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治理，它经过了30年的运用和进化，已经成为国家管理和约束国有企业行权做决策的有力手段。

“三重一大”事项包括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重大决策事项如企业发展战略，重要人事任免如经理层人员聘用，重大项目安排如年度投资计划，大额度资金运作如超过企业规定额度的资金调动。这项制度的精髓在于 “集体决策” ，“三重一大”事项必须是集体（党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和决定。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对权力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制衡，全面落实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

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国有企业监管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是“一言堂”现象严重，国有企业从90年代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然而，在“一把手”权力增强的同时，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却未能同步完善，个别负责人独断专行，导致了大量盲目投资、违规担保、利益输送等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另一方面是“权力的笼子”缺失，当时查处的一系列国企高管经济案件表明，个人擅自决定重大事项是导致腐败的关键环节。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必须清晰权责分配和权力制衡，用明确的程序规则来规范决策行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正是在此背景下，1996年1月，中共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正式提出：“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这标志着“三重一大”制度雏形的诞生。

从1996年的一项原则性要求，到如今成熟定型的核心制度，“三重一大”的发展从层次上和时间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步确立阶段（第一个10年）：中纪委全会提出后，该原则在党内多次重要会议和文件中被重申，逐渐成为国有企业党建和监督管理的一项基本要求。各地方和企业开始探索建立具体的实施办法。制度化阶段（第二个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首次对“三重一大”事项的主要范围、决策程序、组织实施和监督追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使其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法治化阶段（第三个10年）：“三重一大”制度的精神纳入《公司法》（如第一百七十条），并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深度融合。强调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明确了党委/党组在决策过程中的把关定向作用，确保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

“三重一大”制度在当今“合规兼顾效率”的时代，它的价值和作用越发明显，它虽然降低了企业运营效率，但是在根本上提升了企业经营合规性，支撑了国家的战略方针部署传到末梢，强化了社会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信任。

通过集体讨论、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程序，能够有效汇聚集体智慧，避免因个人知识局限、信息不全面导致的决策失误，提升了决策的质量和科学性。通过规范大额度资金使用和重大项目安排，有效防止了国有资产因个人独断造成的流失和损失，保障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将权力运行置于集体监督之下，透明化了决策过程，切断了利益输送的链条，从源头上减少了腐败机会，保护了领导干部，营造了风清气正的企业环境。完善的会议记录和签字背书制度，使得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可追溯、可查询、可问责。这既增强了决策者的责任感，也为事后进行精准问责提供了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