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这一天，人们都洋溢着幸福的笑颜。

可有人的除夕，饭桌上不为团圆，只为决定下一步往哪走。也有人在热闹里，悄悄把压岁钱塞给不相干的孩子——心里明白，明年很可能又在海上漂。我们要讲的这位，偏偏把“过年”当成办事、做人和守望的一条尺子，一直量到暮年。

他叫陈嘉庚，福建同安人，少年时随着父亲飘到新加坡，手里没有什么本事，就会记账、打算盘。别看热带没有冬天，过起年来，一样红灯笼高挂，店门口摆桔树，潮汕戏文唱到夜里，人群里一股咸鱼和甘蔗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是侨乡新年的味。陈嘉庚最早的除夕，常常是在仓库和船坞间跑，盯货、收账、给工人发年终。我们常说年味是饭菜的香，可在他那里，年味常常带着机油味和橡胶的腥。

他做事讲究一个“紧”。胶价一涨一跌，心里揣着账本。年根儿时分，老板们想着休战，他却偏要快马加鞭。有一年除夕，他把长桌搬到了公司院子，摆上几锅卤面、几盘肉脯，工人一来就坐，他拎着壶走来走去，倒茶不说场面话，反倒问得实：“孩子上学了没？”人家问他图什么，他笑：“年嘛，总得给人一个盼头。”第二天一早，他又拎着包上船，船舷外的海风一路打在脸上，凉得他鼻尖发酸。说到底，年夜饭吃的，是心里气定神闲的那口气。

后来他有了名气，赚了钱，第一件大事不是买大宅，是回乡办学。1910年代末到20年代，是他最忙的一段。厦门、集美，那一片海湾边，突然多了校园、钟楼、操场。每逢腊月回乡，他喜欢在操场边站一会儿，孩子们一嗓子“校长好”，就把他心里所有的焦虑先按下去。他会揣着一叠红包，红纸包得薄，里面钱不多，还塞了一张小纸条——“好好读书，别怕苦”。这不是豪气，是他的实心。很多年后，海风翻过校门，孩子们把那张纸条夹进课本，字印到纸上，像一块小印章。

办学哪有一帆风顺？1920年代末胶市骤冷，年关将近，他在新加坡屋子里翻账翻到半夜，窗外压根没有北方那样的年味，只有夏季永恒的虫鸣。他把账面上能卖的都卖了，几处房产、一些股份，换来几笔钱，给学校留口气。那年腊月，他终于回了厦门。鱼市场的喊声照样响，街边卖花生糖的照样吆喝，可他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饭桌上有人劝：“过了年再想。”他摆手，“过得去就是年，过不去，明天不是年。”那晚他没喝酒，起身让大家先吃，自己跑到办公室写信，找人找钱。说句闲话，人到中年，过年过的不是日子，是责任。

1937年夏天，北方枪声起，消息辗转传到南洋。那年腊月，新加坡照样花灯万盏，陈嘉庚却把南洋几个城市跑了个遍，拉起“筹赈会”。他能说会道，讲起从卢沟桥到上海的战火，嗓子哑了也不停。除夕那晚，募捐箱前伸来的手一只接一只，有人把金手镯摘了放进去，有人把一年来攒的钞票抹了又抹才塞进去。陈嘉庚站在台上，灯光打在他脸上，影子在墙上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他突然想起很小的时候，母亲在灶台前把年糕翻面，嘶嘶的声音压下了家里的穷酸。他知道，今天台下这片人，不比当年的母亲富裕多少。

没多久，南侨机工招募起来，三千多人，从橡胶园、店铺、码头走到滇缅公路。你看，历史总爱开玩笑——有些人的年，从热带的庙会，转眼到山谷里、河谷边。一个叫阿泉的小伙子（不重要叫什么，重要的是他跟许多人一样），除夕在怒江边修车，车灯晃得人眼睛发酸，风里全是汽油味。他口袋里还有随队分的两块红糖，没舍得吃，塞在衬衣口袋里捂热了，想留到年夜饭给班长分一半。那晚，他们把剩下的馒头切小块，热了热，算是“年菜”。陈嘉庚远在新加坡，桌上有酒有菜，人却坐不住，他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最后干脆把大门打开，来拜年的乡亲全进来吃。他嘴里说的是：“吃，吃！”心里想的是滇缅的山路。那种挂念，哪有什么辞旧迎新。

1942年，新加坡城破，他成了通缉犯。人到老年，再走逃难路，格外伤筋动骨。他从小岛躲到更远的海岸，又辗转到印度。异国的除夕没有锣鼓，只有火车站里呼哧呼哧的风。他住的地方窗户透风，墙角堆着几只木箱子，里面全是文件、账本和旗帜。那晚他点了支蜡烛，纸堆前坐了很久。外面有谁在吹笛子，调子怪怪的，像是在哀悼，又像是在劝人睡。陈嘉庚拿出一本旧相簿，看着那些年在校园里和学生合拍的照片，一页一页地翻。人真是奇怪，走到哪儿，想的还是那些孩子。临睡前，他给远处的同乡写了封信：先把年过了，能吃一口团圆饭，就比别人多了几分力气。字没有太多抒情，纸却被手心的汗弄皱了。

战后，他回到南洋，仍旧在学校、社团两头跑。新加坡的春天依旧常年三十度，榴莲摊照旧在街口，橡胶园里照旧能听见晨雾散开的声音。可他的年，越过越淡。有人说他越发像个“古人”，衣服上常常别着一朵小红花，像是提醒自己别忘了节气。1949年以后，他的立场让他在海外受过不少为难。几次新年，他干脆不设酒席，只给身边的年轻人包了小红包，里面照例写两句朴素的话。有一年，有个学生拿着红包要退：“校长，我都毕业了。”他把人按回椅子上，“读书这回事，过了年，也得接着过。”

1959年，他回了北方。北京的风刀子一样，第一次遇见真正的“腊月寒”，他咳嗽，爱喝热水。街上卖糖葫芦的挑担从玻璃窗外走过去，他伸着脖子看了半天，像个老小孩。他第一次在北方过年的时候，孩子们在胡同里堆雪狮，红纸贴在木门上，老北京的“年味儿”一下子涌到他眼前。他站在门口，捏了捏袖口里的手炉，心想：南风和北雪，各有各的热乎。那年初一，他照样写了几封信，照样给学生塞了几个红包，也照样把那句“好好读书”写得干净利落。人到晚年，循环往复的，其实不是节日，是托付。

这一路下来，你说他过没过好年？有时候好，有时候马马虎虎。他总是在热闹边上想事，在喧哗里默默发东西。我们常说，年是团圆。他的年，更多时候，是把散落的人、散落的钱、散落的希望，一点一点拢过来。这也算一种团圆。

很多年以后，世界各地也开始挂起红灯、放起舞狮。跨海的华人孩子在唐人街追着糖纸跑，外国朋友学着拿筷子夹饺子，笑得眼睛都眯了。新闻里说，某某国际机构把春节列为假日，大家拍手叫好。假如陈嘉庚还在，他会不会笑一笑？可能会。他大概会念叨一句：“好，这样，孩子走多远，也能认得回家的灯。”

说到这里，故事不必讲完。过年从来不只是一桌菜、一把鞭炮，它也可能是一段路、一句承诺、一双手。有人问：年味是什么？我想起他给学生的那张小纸条，朴素得不像话。也许，年味就是那句“好好过吧”，背后有人替你把难处扛一扛。等你哪一天在异乡看见一盏红灯、听见一声锣鼓，心里忽然一暖——那时候，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