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道员”,到底该放在哪个格子里
有读者私信留下一个问题,说清代的巡抚类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布政使、按察使相当于分管经济、司法的副省长,知府相当于市委书记。唯一不解的是,比知府略高的道员又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级别?
这事如果只按官品对号入座,八成会对不上,越看越乱。别看“道员”这个名头朴素,它牵出来的是清廷在省与府之间那层微妙的权力关系,像家里长辈安排房事,表面说得体面,其实房门背后还有门道。
先捋一个大框。满洲人坐稳天下后,没有推倒重来,而是沿明朝那套省级架构往下加了一层,叫“道”。名字都叫道,可干的活不一样,粗粗分成三拨:一拨是“专职道”,就盯一摊事;一拨是“分守道”,驻在某处负责扛事;还有一拨“分巡道”,像弹簧刀一样,专挑问题去查去压。简单粗暴一点说:分守是“驻点管理”,分巡是“移动监督”,专职就是“专项管家”。
“专职道”最容易懂。粮食有“粮储道”,驿站有“驿传道”,河湖有“水利道”,抓教育有“提学道”,另外还有盐务、屯田、茶马贸易,乃至清军、绿营后勤……每一条都是一门生意、一堆人、一条烂账。这样的道员不去替知府指手画脚,他盯的是一条线,像今天省里的某个厅局长,管到位就有政绩,管不好就挨拍桌子。编制也不是死的,朝廷手头紧了就收一收,遇上灾荒战事再放一放。
最绕人的,是“分守”和“分巡”。这俩从哪儿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省级两大衙门——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各自往下派的“眼睛”和“手”。布政使司管钱粮民政,于是派分守道驻在某个片区,盯财赋、催税、修城、训练、剿盗,像省里在地区布一个大管家;按察使司掌纠察司法,派分巡道巡看各府州县的吏治风纪,有点省级纪检的意思。两个道员,前者重“守”,后者重“巡”,一个坐镇,一个走动,功能不同,但都戴着“省里来的人”的帽子。
偏偏帽子大,官衣品级却有点糊。早先清廷不给他们固定“几品”,而是让他们兼带布政使司的参政、参议,或按察使司的副使、佥事之类的衔头,三、四、五品不等。纸面上看挺体面,落到地方就出事了——为啥?因为那会儿的知府是正四品。你想,一个省里派下来的人,进了府衙,抬头看见一个正四品坐在那儿,自己要是兼个佥事,反倒低两级;就算兼参议,也不过齐平。官场讲究“以品服人”,你让他怎么摆谱?
于是你能想象那些画面:某道员发了封公文,催一个府补修城墙、整顿团练,底下知府陪笑:“一定落实。”转头就拖,或者敷衍一轮报表,把事儿糊过去。道员急了又没“硬杠杆”,权力和品级打架,谁都憋屈。我们老说官场内耗,不就是这种尴尬生出来的吗。
乾隆看不过去了。到了乾隆十八年,他干脆拍板:这守巡两类道,不再搞那种七拐八弯的兼衔噱头,统一按正四品给;知府呢,往下一格,归从四品。话没那么文雅,意思就这么直白:道员是管府的,既然要当“表率”,身上这口“官皮”也得撑得住。自此,名义与实际勉强合龙,省里派来的专员好歹在牌面上压住了府里的一把手。
把级别理清了,再看看他们每天干啥。顺治年间,守巡道摊子不小:盯文武官的作风,整风整纪;赶盗匪,拉练兵,催税银;城墙塌了要修,堤坝要疏浚,灾后赈济要安排。为了手里有“牙齿”,道员名下还配一支小队伍,叫“道标”。不是大军,差不多一个中军守备带着百来号人,多的两三百。平常守城、巡街、押解要犯,关键时候把旗一招,起码场面上不丢人。你要说像啥?像一个带着特勤的地区专员,出门能立住场。
问题是,国库那阵穷得叮当响,刚打天下,地方大把地方要钱。顺治六年起,朝廷开始动刀,凡是局势稳、盗匪少的地方,先把守巡道裁掉再说。到了康熙初年,砍得更狠,头几年就砍掉了一百来个道缺,十个省干脆不设守巡道,只留零星的“专职道”应急。这一砍一补,其实是财政和治安的跷跷板:天下安,省钱要紧;局面乱,再把路径搭回来。
果然,三藩乱一开,省里又赶紧把守巡道加回来,虽然也没恢复到“摞着堆”的程度。雍正手里讲究整饬吏治,守巡道逐步铺开,各省都有配置,到乾隆年间数量趋稳——架子搭齐了,法度也就好执行一些。你看,这玩意儿不像纯粹的官职,更像一个工具: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顶住省与府之间那段“空白地带”;不需要了,就缩回去。
那回到开头的问题:现在要给它按一个“级别”,到底该怎么比?很多朋友喜欢直接说“正厅级”,听着顺耳,但不准。乾隆十八年之后,道员压在知府之上没错,可你真把他与省里那些厅长并排,也不对——起码在权力来源上,他不是某一条业务线的“厅”,而是代表省一级“垂直管辖”的派出人;再往上抬,跟总督、巡抚那种“正部级”比肩?也不行。总督、巡抚是一省之纲、数省之纲,布政使、按察使都只是副手层面。道员夹在中间,像一道横梁,撑住上下一层。你要硬给号,介于正厅和副部之间,但今天的体制里没有这个“半格”,所以越对表越别扭。
我更愿意换个说法:道员是省里派到地区的“一号接口人”。他代表的是省级意志,面对的是府县的千头万绪。所以他既不像厅局长那样只守一条线,也不像副省长那样统筹全盘,而是卡在“片区+督察”的那个点上,权力看起来不耀眼,但生杀予夺的关键时刻,有他的一票。
如果拿近代的制度找个影子,倒能摸到一个形状。新中国五十年代中期,各省在必要时候设过“行政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关,下辖几个地区、市县,头儿叫“专员”,旁边配副专员。老读者看过《平凡的世界》就有印象,那个在黄原地区穿梭协调、一句话能让县里忙半个月的专员,就是这种感觉。他不在省会,但他一抬手,县里的事就拨动起来。你要说这是“现代版的道员”,我点头。
再多说一句,官场的级别只是外壳,真正的力量来自上下通吃的本事。历史里有的道员,善于弹压地方,黑夜里带着“道标”突袭盗窝,第二天又在公堂上讲法理、安民心;也有道员,仗着新封的正四品到处摆架子,结果把知府得罪了、把百姓疏远了,折腾两年被调走。制度给了一个位置,能不能撑住,还是看人。
写到这儿,不妨留个问号:如果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在“省”和“市县”之间放一块“活石”,既有权又能跑、能督又能抚,你觉得它该长成什么样?清代的“道”,给过我们一个答案,也留了许多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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