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民国税有多重？连乞丐过关都得交“行乞税”。

所谓“雁过留毛”“刮地三尺”，这些不是形容词，是活生生的现实。

苛税横行的时代土壤——民国财政困局的总爆发

辛亥革命后，清朝积弊未除，税制未改，军阀混战又添新乱。

高层软弱，各地军阀各自为政，财政自负盈亏。

军饷、军费、粮饷、枪械，全靠地方盘剥，征税成了维持军政命脉的唯一手段。

于是，乱摊派、重附加、杂名目、叠加征收成为常态。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某些时期某些省份存在多达2000余种税种。

捐项与附加名目，田赋之外，尚有烟税、盐税、屠宰税、浴室税、牌照税，甚至乞丐税、小贩税、算命税、风水税、节日捐等匪夷所思的杂捐。

这些名目不止数量惊人，更层层加码。每收一项，附加三四项。

国税之后有省税，省税之后有县捐，县捐之后还有乡保分派，直到村头收“过路费”。

一笔钱从农户手中交出去，传几道手，所剩无几。

南京政府虽尝试统一税种、整顿财政，但政令不出省城，地方财政仍以“养军为本”，各行其是。

税负之重，已非一纸法律能压住。

“雁过拔毛”“刮地三尺”的活生生例证

民间流传的“雁过拔毛”，并非夸张修辞，而是现实体验。

民国时期凡人、凡物、凡事，走过一道政权辖地，就得“留下一根毛”。

车过有车税，人行有人税，贩货过境收通行税、市场管理费、交易捐，哪怕乞丐讨饭也得“登账交税”。

比如四川地方征“灯会捐”，凡在正月悬挂灯笼者，按每盏收钱。

湖南某县征“洗脸税”，理发馆每刮一次脸须报税。

广东甚至有“穿衣捐”，买布做衣按尺计税。

山东有地亩税、加征公粮、摊派杂项，农民交完“地税”，还得交“兵马费”“警察附加”“水利附加”“赈灾捐”“道路捐”，以致当年产出的粮食，不足缴税。

最典型的是河北定县档案记载：1932年一个农户年收四石麦子，需上缴税捐合计三石六斗，只剩四斗口粮，民众愤怒称“刮地三尺也不放人”。

而上海、武汉等商埠城市，则商税繁复。

营业执照税、门面税、广告税、燃料税、营业附加、水电附加、消防费、巡警费、慈善捐、教育捐层出不穷，商户账上扣完税，净利仅余三四成。

许多小摊贩因无力缴纳正规税捐，被迫“交保护费”给地方黑帮。

更有甚者，一些税项与“吃拿卡要”勾结。

例如广州码头的“搬运税”，每件货征1元，但需层层关卡盖章，各部门皆拿提成，不给红包，货物即被扣压。

民间怨声载道，讥为“剥三层皮”。

财政体制崩塌下，苛捐杂税如何失控蔓延？

从根上说，民国的税为什么越收越多、越收越乱？就是因为制度崩了。

上级没有钱，地方更没钱，军阀、政客、地方保安司令、税警队，各自为政，谁都想从老百姓身上挤点血。

财政这口锅，一层压一层，最后全砸在老百姓头上。

民国政府早年财政总收入不到五亿，但军费一项就占了八成。

怎么填？只能摊派，摊到省里，摊到县里，县再摊到乡保甲，最后一户户往下分。

河北、河南、山东一些县，每年收到通知，说要征收“兵工费”“整编费”“剿匪费”，还要加上“剿共经费”。

可上级并没给具体标准，也不拨款，只一句话：“你们地方自行解决。”于是各级衙门开始乱设名目。

举个例子：山东临清当年除了田赋之外，还有教育捐、卫生捐、练兵捐、铺路捐、牲畜税、门牌税、灯笼捐、浴池税，甚至还有“穿鞋税”，只要你有脚，就得交。

当时民众流传一句顺口溜：“上街三步三捐，回家五步五税。”

更可怕的是，这些税不是一年一收，而是“临时加征”，随时摊派。

某县传出“剿匪紧急捐”，三天之内必须交齐，户主若不在，照样贴条，交不上，就抄家、拘人，甚至吊打。

很多县官被派来，就是冲着捐税任务来的。干一年，捞一笔，升了调走。

老百姓呢？只能认命。

连乡保都说：“这年头，做官是来收钱的，不是来办事的。”

在南方更乱。广东一些乡镇，甚至出现“村保自治税”。

村长请一帮人，设路卡、立税亭，凡过路的牲口、担挑、轿子都要交钱。没人管，没人问。

有一则民国时期《申报》记载，某村民仅为婚丧嫁娶就被征收“鞭炮税”“红纸税”“花轿税”“道场税”，前后总花费比婚礼本身还多。

结果连媒人都不愿接活。

而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上海滩当年有段时间光“茶水税”就引发了大骚动。

茶馆老板被要求对每壶茶按容量贴税票，若不贴视为偷税，罚款五倍。

可这税没法抠准，有些人喝一口茶也得算？最后市面怨声载道，茶楼干脆关门抗议。

制度为什么失控？说白了，就是没人负责、没人监督、没人敢说真话。

南京虽然三令五申整顿地方财政，但命令传不过长江，各地依旧“自己说了算”。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税警队。

民国时期很多地方设立“税务警察”，名义上是保障征税，实际上变成地方武装，谁不交税，就砸门抄人。

村民因交不出“牲畜捐”，被税警抢走耕牛，当街拍卖。

更有甚者，福建一地还传出“先绑儿子，再讨税”的事。

税成了恐吓工具，成了赚钱机器。

制度已死，规则不在，谁有枪谁征税，谁有权谁设项。

“刮地三尺”已经不能形容这种惨状。

有学者后来统计，民国部分县份农村家庭税收总负担高达年产值的七八成。

有人问：怎么还有人活下去？靠的是逃税、跑路和举家躲荒。

这不是财政，这是吃人。

一百年后再看苛捐杂税，能学到什么？

一个时代的税收制度，说到底，是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契约。民国这段史，已经把最惨的结局演给世人看了一遍。

没有统一财政、没有责任监督、没有法定程序，再好的税种也会变成老百姓头上的刀。

现在看，那时候的混乱，其实早有征兆。

清末财政就已经濒临崩溃，到了民国，只是全面爆发。

各地各收，各干各的，上级靠借款，地方靠勒索，财政是“临时补锅”，税收是“随便找地挖油”。

有些人说，那是因为战乱。

可真的是战争的问题吗？不完全是。

日本侵华前，很多省份就已税务失控。问题是体制出了问题。

南京政府搞过税制改革，想统一税种、设法定税率。

可惜地方不买账，军阀有枪、有地盘，不听命令。结果改革流于空文。

有人想过“用地方自治解决”，但自治意味着责任下放，也意味着摊派下移。最后还是转嫁给百姓。

这些问题，到今天都还在提醒我们：税收不是收钱那么简单，是规则、是信用、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体现。

所以后来，税制现代化为什么能一步步推进？靠的是两个字：法治。

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进“费改税”“税费清理”，一步步取消不合理摊派，合并重复税种。

从2000年前后到2010年代，一大批杂税、规费被取缔，税收制度趋于集中统一。

比如农业税的废除，就是历史性的节点。

再看今天，虽然仍有一些“隐性负担”，比如城市摊派、行政性收费、个别地方乱设检查，但比起民国，已是云泥之别。

至少现在，普通人交税知道去哪，知道多少，知道怎么交，知道万一多交了还能申诉。

所以再回头看民国的“刮地三尺”，不仅是历史，也是镜子。

告诉我们：税收这件事，管好了叫秩序，管不好是灾难。

一句话：征税无道，民必逃散。征税有理，国才能稳。

参考资料：

《万物皆有税--民国时期的税收状况》·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20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