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实习生 肖鑫

常说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发得狠，霸得蛮”，这些性格是怎么来的?现代社会急遽变化，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沟通与文化交融，湖湘文化的传统是否将湮灭?12月22日下午，唐浩明、郑佳明、朱汉民三位湖湘文化学者齐聚长沙图书馆，以同题问答的形式，谈论湖湘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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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大地走到中国历史中心舞台的人物很多，你们最喜欢哪一个?

唐浩明：我个人很敬重曾国藩，花了很多时间和他打交道。我编了他的全集，写了以他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还写了一套书评点曾国藩。越了解他，我越觉得他很值得我们敬重。我认为曾国藩是对近代湖南，甚至可以说对近代中国进行全方位影响的第一人，他不是之一，是唯一。

郑佳明：谭嗣同是一个高官的孩子，但他吃得苦，也读得书。他的情操非常高尚，他和李润的爱情故事、和她做的很多事情很美。同时他多才多艺，多愁善感，会做诗、会抚琴、会舞剑。他去世的时候只有33岁。他留的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英目炯炯有神。我很敬重很多人，但是喜欢，我还是喜欢谭嗣同。

朱汉民：我的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学，我比较喜欢王船山。他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我认为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思想深度和广度可能能够达到王船山的数不出几个人来。

在太平时代，湖南的精英人才似乎不像乱世里面表现这么突出。可不可以理解为湖湘文化中斗争性的基因太多了，建设性的基因太少了?

郑佳明：湖湘文化的学者从从历史中走来，他们都是一种很和合的文化。那近代湘人为什么斗争性、革命性、竞争性这么强?从客观原因上就是帝国主义打我们。挨了打，人脾气就暴躁。二是朝廷的专制和腐败，也让人非常愤慨，阶级矛盾尖锐。三是历史的原因，太平天国起义从广西打到湖南来，这个时候有保境安民这么一个巨大的事情，为湖南人创造了一个历史机会。四是湖南历史上有这样的文化准备，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但在和平时期，湖南人应该有新的面貌和思想。我们应该建设科技文化、工商文化、法制文化。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很多湖南人就是这样，在科技、教育、文化产业方面有了新的建树。

唐浩明：从风气习性上，湖湘文化来源于三苗到南楚那一段漫长的时期，那段时期形成的霸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代表着一种野性的、强悍的文化。湖南人好斗、喜兵器、轻死，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一种文化基因。到近代湖南，对湖南文化影响最深的是湘军文化，“打字当先，蛮字为主”，没有道理跟你讲。

湘军为什么要“打”和“蛮”?那个形势下，不打怎么行呢?其实不止是湖南人，整个中国在那种情形之下都是这样。而湖南人有成功的先例，所以湖南人也很相信要斗争，要勇敢。但是湖南人只能斗争和霸蛮吗?中国近代改革，首先迈出第一步的也是湖南人。比如魏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思想又被曾国藩写进了奏折里。湖南还有个走得更远的人物——郭嵩焘，他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一步跨得很大。所以不能说这批湖南人只会“打”，而不会建设。

朱汉民：人的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王夫之有句话“习与性成”，习气对性格有很强的塑造作用。湖南人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潜在的蛮性得到释放。但斗争搞久了，习气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湖湘文化里面的圣贤和豪杰有一种自诩，以圣贤自诩，以豪杰来成事。如果太认真或者太较真了，可能会变成一种偏执，湖湘近代的政治精英身上有道德痴迷，斗争痴迷还有政治痴迷。这个算不算湖湘文化的另外一个面孔?为什么会这样？

朱汉民：我认为这是变成了一个习性，不是一个先天性。刚才说文化的是先天性还是后天性，我认为是在斗争中变成一种习性了。

唐浩明：这个东西也有一个远因和近因。远因其实也是文化积淀，近因就是湖南人的霸蛮而铸就的成功先例。这也算是一种偏激。我也不是很赞同凡事太“霸蛮”，还是要有科学的审视。

郑佳明：湖南人湘军成功以后有一种自大的情绪，这种自大情绪来源于对历史经验错误的总结。我们的文化里有义理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优势的文化——要占据道德的最高点。湖南人有一种道德和历史经验的优越感。

甲午战争战败以后，谭嗣同非常难过。他说，是我们湖南人害了国家了。为什么?当时湘军在辽宁打战，全部都战死了，被寄予厚望的湘军让天下人失望了。当时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国家搞不好，是湖南人的事。其实这是一种自大，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其次，我们是鱼米之乡，是一种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的差别很大。而人是在生活中学习思想的。江浙一带的人要做生意，就要沟通，要交换意见。我们是种田的人，出门是为了打战。

已经是信息时代了，湖湘文化的地域性和特色会不会被湮没?

唐浩明：我个人认为，地域文化会慢慢淡化。我们去到北方，有很多大平原。所以他们的语言习俗，都比较接近。但我们湖南地理单元相对闭塞，独立性会比较强。但来到了新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科技时代，让“世界是平的”，人类文化会趋同。今后也许不会有地域文化。

我们讲湖湘文化，是为了认识我们的来路。湖南文化里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得把“家底”清一清，做到心里有数。但了解湖湘文化，不代表故步自封。我们要走出去，要与好的文化融合。湖南想要有好的发展，一定要走出去。

郑佳民：湖湘文化会和其它文化融合，特质会慢慢变少。但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因为文化里的因子很多。比如生活习惯、语言、历史资源。

历史文化是一种资源，是我们进行教育和传承的手段。我们需要去构建我们的文化，形成一个现代化的转换。我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先辈，有屈原这样的人，有王船山这样的人。湖湘文化传承的三个因素：榜样、著作、书院。我们整理的传统文化最终会变成国家的资源。

国家民族命运的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如果你的文化不健康，你选择什么呢?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是这样，都在加强自己的传统的东西。让人民产生凝聚力、向心力。一方面，我们需要融合，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传承和发展。

朱汉民：地域是一个变化的概念。文化一定是有差别的，文化价值是多样化的。我不相信文化会趋同。

我认为地域性特点不会消失。国家是一个区域，亚洲也是一个区域。区域在涉及人文的研究时差别很大。文学、艺术作品、价值体系是多样化的。如果我们在审美、价值观上完全一致，那这个世界真是太单调了。

学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作家。 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历史随笔集《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以及“唐浩明评点曾国藩系列”(家书、奏折、语录、日记等)《曾国藩全集》的主要参与者，被誉为“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

郑佳明，湖南工商大学文新学院院长、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任长沙市委常委、长沙市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社科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等职。著有《湖南城市史》、《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等;在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恰同学少年》中，分别担任总监和总策划。

朱汉民，湖南思贤国学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岳麓学者领军教授。任岳麓书院院长20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清史》学术工程项目等十多项。出版《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论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等著作二十多种。

此次活动由思贤书院、长沙银行、凤凰网湖南主办，湖南图书馆、长沙图书馆协办。

此次讲坛是思贤讲坛2019年收官力作。今年，思贤讲坛系列讲座围绕“解码人文湖湘”这一主题，以湖湘人物毛泽东、曾国藩、王船山、郭嵩焘、谭嗣同为经，解读湖湘仕人身上的家国情怀和实干作风;以湖湘艺术、文学、教育、文物、建筑、修身为纬，反映湖湘人文精神对湖湘社会的长远影响和深刻变革，解码湖湘文化的历史变迁，丰富了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