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尝试崛起，两次被英俄打倒！德国为何始终没有成为世界大国？

德国的临门一脚：从俾斯麦到柏林地铁里的叹气

中国在漫长的古代史上诞生过无数超级大帝国，深远地影响了亚洲国家，今天则再次有了与世界霸主一较高下的实力。在殖民时代，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几乎相当，都是影响世界各大洲的超级大国。二战以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远超其他国家，并直接影响了世界格局。

可转头看德国，就像个总在百米终点线前崴脚的短跑选手，明明冲劲十足，却一而再地摔倒。有人爱问，德国是不是没“命”当世界老大？也怪不得人多嘴，几次眼看就要“上桌”的时候，它却偏偏把盘子打翻了。

故事想从一个冬天说起。但别急，先往前倒几页——1871年，俾斯麦穿着一身让人看了就不太想惹的军装，在一张欧洲地图前揉太阳穴。这个喜欢谈“铁与血”的人，终于把北方的诸侯们、南边的骄傲者们都捏成了一个“德意志帝国”。那天的镜头常被人按在书页上：普鲁士军乐声里，欧洲的棋盘换了一道颜色。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煤炭像黑色的河从鲁尔流出来，机器舱里蒸汽滚滚。德国产的螺丝、化学品、光学镜头，从工厂装进木箱，漂过大海，挤进别人家的店铺。英国工厂主咬咬牙，法国产品被压得喘不过气。你要说公平不公平吧，市场就是那样不讲体面——谁便宜好用，谁就抢了货架。德国人当时兴奋得像刚学会骑车的小孩，脚不自觉就蹬快了。

可等英国人端着茶杯瞧出门道，眉头一点点皱起来，再看到德国人打算把一条铁轨一路伸进奥斯曼的腹地，直去两河流域，他们坐不住了。铁路不是铁块堆的玩具，那是影响货流、油路和军路的东西。于是，海上的船队、岸上的关卡都紧了起来。一张看不见的网，慢慢收拢——粮船靠不了，原料进不来。工业再神，车床也得吃铁吃煤。

我们常说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后勤。第一次大战里，前线还在死磕，后方的厨房却悄悄打了退堂鼓。1916到1917的那个冬天，柏林的街角排着长队，菜篮子里多了萝卜，少了土豆——人们后来干脆给它起了个名：萝卜冬天。母亲们把切得薄薄的萝卜片煮成汤，孩子肚子鼓着，睡不踏实。你看，所谓“国运”，往往就是一锅汤能不能盛住一家人的命。战线过长，粮仓空空，街头的叹气声比炮声更刺耳。没人愿意在饿肚子时谈荣耀，皇帝的帽子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德国退下来了，一身伤。再抬头，世界像一张写满罚单的桌子。可是就像受过挫的小学生，心里那股“不服气”并没消。到了三十年代，他们换了一种姿态，觉得上次输了是因为一个人扛不动，要找个力气差不多的并肩——于是东边那个广袤的国家成了临时同伴。粮食油料换机器零件，地图中间那块针扎的地方被两人一起按平，东欧劳力被拴上粗绳，工厂里的轰鸣又盖过了犟嘴的声音。

可“朋友”这俩字，在国家之间永远要打引号。两边都知道，中间隔着的是平坦得让人心生警惕的平原，马能跑，坦克也能跑，风一吹，什么声音都传得远。大家表面上寒暄，心里都盘着算盘。等到东边的积雪还没化，西边的发动机已经热起来——那年夏天，铁皮轰响着冲进风雪里，几个月后却陷在泥里，车辙拔不出来。想象中的“闪电”，在辽阔的土地上慢慢耗成了一个个缺口。彼时彼刻，德军指挥车里的地图上，红蓝箭头缠成团；而远方的港口，源源不断的物资正在装船上路，送往他们的对手。这就是世界的秤：你以为自己找到了合伙人，实际上别人早在筹备你的对手的午饭。

我总觉得德国老在两个词间打转，海与陆。站在汉堡码头吹海风，觉得船队才是未来；走在波兹南的原野上，又觉着坦克才是脊梁。每一次临门一脚，都是脚尖踢到两种答案之间的那条线。想两头都要，往往两头都不稳。拿破仑在那片雪地上已经给过一次教训，但历史常常喜欢“换皮不换戏”。

二战之后，德国换了活法，至少表面上如此。西边邻居递过来一只手，虽然旧账未必真的消了，但握手的姿势总归比握拳看起来体面。钢和煤从竞争物变成写在条约上的名词，边界上多了关卡里的微笑。德国人学会了另一种野心：不做世界的警察，也不做世界的孤狼，做一个把螺丝拧到极致的工匠，把产品铺满全球的卡车。不张牙舞爪，钱照样进。有人调侃，说德国人的“伟大”变成了顺差表格上的数字。这话虽然刻薄，但也不全错。

然后是我们都经历的当下。你走进柏林地铁，会看到关于节能的海报；冬天的咖啡馆里，老先生讨论天然气价格，年轻人刷着手机看前线动态。乌克兰的火光照到欧洲的墙上，德国拿起了自己以前很少敢拿的东西：武器清单。有人说，站队总要付出代价；也有人嘀咕，能源从哪儿来？管道被海浪底下的阴影切成了截，公寓里有一阵子温度总少那么几度。政策不再是过去那种稳稳的算术题，而像一道变数很多的应用题——你必须写出回答，背后却有人用力推你。

“他们不懂吗？”有人这样问。其实怎么会不懂。那些坐在明亮会场里的人，不止一次翻过历史的旧账本。他们也知道，靠近东边能换到便宜的气，靠近西边能保证安全网。多边主义像一张摆得很丰盛的长桌，德国在其中坐了几十年，吃过甜头；可有时候，主人会让你在两道菜之间挑一盘。你不一定喜欢，但你必须选。

说回人物吧，不然故事太空。你想象一下，1917年那位给孩子熬萝卜汤的母亲，她的孙子在1960年代进了一家汽车厂，拧了三十年螺丝，退休后每年去意大利晒太阳；而他的孙女在2022年的秋天里，抱怨家里暖气这周又调低了两度，手机上弹出一条新闻——德国又批准了一批援助。他们不是抽象的国运，他们就是国运的脉搏。

我们总喜欢给国家贴上“命”的标签，好像命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更相信，所谓命，是选择、邻居、地形、煤炭、粮食、冬天、情绪，和“临门一脚时到底踢哪儿”的总和。德国不是没命，而是每次走到关口，总要在两道门之间犹疑一秒。那一秒，就够了。

写到这里，窗外风起。历史的卷子永远还在出新题。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冬天会变得多冷，也不知道谁会在桌子底下踢谁一脚。但我有个小小的愿望：等到下一次德国走到线前，希望它想清楚再抬脚。毕竟，有些摔倒，已经摔过两次了。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