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里，那群青楼女子代替女学生走进日军军营的画面，想必很多人都看过。她们剪发烫直，换上白衬衣，红围巾，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审判台。电影里没有直接交代她们的下场，只留了个开放式结局：镜头定格在她们一双双决绝的眼神上，仿佛一切都还没结束。

可是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群柔弱的女子并非都如电影里所示，生死未卜。尤其是她们中唯一的幸存者“玉墨”，她后来究竟过得怎样呢？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金陵，屠城三十天，平民遇到女人就抓，随意强奸，甚至在教堂里也不手软。当时，避难的学生们只能蜷缩在地窖里瑟瑟发抖，眼睁睁看着日军翻墙直入，火光映红砖墙，血腥味扑面而来。

这群学生想躲就躲，可是连日军的“慰安队”也不停歇，先是把几个学生抓出去侮辱，然后把人丢回地窖。生与死，只在一瞬间。

而此时，教堂外也来了十三个青楼女子，她们从妓院逃出，本想躲在神父的保护伞下。她们喝着寒冷的泉水，互相取暖，可谁也没想到，敌人硬闯进来后，她们和学生一起被揪到日军面前。女学生吓得抖成一团，青楼女子却像换了魂一样，第一个跳出来：“我们去！”玉墨领头，声音不大，却比谁都坚定。她说：“我们本就靠皮相换银子，这次无非又是个角色扮演罢了，别让这些娃娃遭殃。”

就这样，她们代替了学生，匆匆被改扮成十五岁的稚子。日军看不出破绽，带她们上台献唱，唱完马上就要栽上围巾，做下丧事之前的最后一课——日军想趁机侮辱她们。玉墨她们断然拒绝，趁着表演完毕的那一刻，纷纷抽出随身的簪子和匕首，拼命扑向日军，可是一群柔弱女子，哪是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对手？

瞬间被控制，簪子扭断，匕首落地，失去了翻盘的希望。

等到她们回到军营里，噩梦才真正开始：日军用木棍撬开门板，把她们一批批拖进房间，一天要轮番接待几十个日本兵，甚至连夜不让她们合眼。有人被活活折磨到神志不清，有人干脆一头撞进墙，咽气了事。电影里那位男扮女装的男孩，被日军当场扒光衣衫后拖到巷子里凌迟，连尸骨都被人扔进长江。

“玉墨”是这十三人里唯一的幸存者，可她也差点没命。有人在黑暗里对她说：“你要是不想再活，就闭上眼。”可是她不死：一来，她天生就有股倔劲；二来，她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再没人能替那十三条鲜活的生命作证。

她咬着牙，装作懵懂，忍住疼痛，咬破指尖，在身上划出三个长长的“十”字，用来记念同伴；还在裤腰里藏了一张药棉，等伤口化脓的时候，给自己消毒止痛。

战争结束那天，日军一哄而散，南京城里弹痕累累，尸横遍野。玉墨拖着奄奄一息的身子，从破败的军营里逃出来。她看着满城的断壁残垣，心想：我得活下去，把那群日军的暴行都记下来。

于是，她拿出藏在胸口那本被撕得不成样的日记，把手抖得厉害的字迹，一条条写进去：房间里狠狠的撕砍声，半夜里的尖叫，一个个死去的同伴名字，还有那个叫阿梅的女孩嘴里最后的呼喊——“救救我……”

活下来只是第一步，更艰难的是等待审判。1946年，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件。玉墨作为证人，被请到法庭前，当她戴着口罩，颤巍巍地站在被告席对面，看着那个日盜上校，心中百感交集。

她一字一句地叙述，法官就记下多少罪行。有时法庭礼堂里鸦雀无声，只听见墨水笔在纸上刷刷的声音；有时观众席上哽咽声此起彼伏——她的证词，让多少人泪流满面。

可真相往往需要更多勇气。回国后，她成了国内少有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多次在各地教堂、学校里讲述那段黑暗记忆。她的声音里带着破碎，却不失坚定：“我们不能忘记，也不能让历史重演。”见过的人无不动容：一个原本风姿绰约的女子，如今却干枯瘦弱，肩膀上扛着的，是数千条鲜活生命的悲鸣。

岁月并不温柔。战争的阴影、身体的伤疤，像两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数次陷入抑郁，整日蜷在房间里，眼神空洞得像个木偶。

旁人劝她，“要不就去做点轻松的工作吧？”她摇头，“不行，我还有话要说。”直到1954年冬，一场大雪压垮了古老的屋顶，玉墨的病情彻底恶化，肺结核再也压不住她的身体。

临终前，她笑着对护士说：“告诉他们，黑夜再长，终会有黎明。”然后平静地闭上了双眼。

她走后，人们在她的生前日记里，找到那篇写给同伴的遗书：“如果有天我也走了，请替我活下去，把世界告诉他们，我们曾来过，曾被侮辱，也曾拼命反抗。让那些扭曲的噩梦，成为警醒未来的镜子。”于是，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把她的故事编进教材，公益组织以她命名奖学金，用来资助那些在战争和灾难中失去亲人的青少年。

信息来源：[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档案]

参考资料：[东京审判法庭纪录]

参考资料：[《我的南京记忆》证人访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