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夏天，空气里都是晒干的麦秆和泥土混合的味道。

知了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好像要把整个夏天的热气都喊出来。

我攥着那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手心黏糊糊的。

“爸。”

我鼓足了全身的力气，声音却细得像蚊子哼。

父亲正蹲在屋檐下，用一根竹篾条修理着一个破了的箩筐。他头也没抬，粗糙的手指灵活地穿梭，发出“沙沙”的轻响。

那声音，像砂纸一样磨着我的心。

“说。”他的声音跟他的手一样，干、硬，不带一点水分。

“我……我考上县一中了。”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

院子里瞬间只剩下知了不知疲倦的叫声，吵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他缓缓抬起头，眯着眼看我，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不属于他的东西。

“哦。”

一个字，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里，没起什么波澜，只是沉甸甸地坠了下去。

我咬了咬嘴唇，把那张纸往前递了递，像是献上一份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学费……要五块钱。”

“还有一块五的书本费，两块钱的住宿费。”

我说完，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父亲终于站了起来，他很高，影子一下子把我整个罩住了。他拍了拍手上的灰，没接我的通知书，而是转身走进了屋里。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踩空了一脚。

娘从厨房里探出头，对我使了个眼色，眼神里全是担忧。

很快，父亲又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他的烟袋锅子，在鞋底上“梆梆”地磕了两下。

一股呛人的烟味飘了过来。

“家里没钱。”他说，眼睛看着远处光秃秃的田埂。

“咱家就你哥一个壮劳力，你两个妹妹还要吃饭，你娘身体又不好。”

“念那么多书有啥用？能当饭吃？”

他的话一句一句，像冰雹一样砸在我头上，又冷又硬。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怎么也忍不住。

“我想上学！”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带着哭腔，声音都变了调。

“我想上学……”

我哭得喘不上气，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晃。

父亲猛地吸了一口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像两条白龙。

“想上学？”他冷笑了一声。

“行啊。”

“学费自己赚。”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头顶炸开。

我愣住了，眼泪都忘了流，傻傻地看着他。

他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沟壑的脸，在烟雾缭绕中，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冷酷。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自己去挣那几块钱。挣到了，我就让你去。”

说完，他不再看我，转身又蹲下去，继续修理那个破箩筐。

“沙沙”的声音再次响起，一下一下，像是在给我的人生倒计时。

娘在旁边偷偷抹眼泪，想说什么，却被父亲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泡进了冰窖里，从里到外都凉透了。

委屈、愤怒、不甘，还有一丝说不清的绝望，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我没再说话，转身跑出了院子。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跑，风从耳边刮过，带着田野里热烘烘的气息。

我跑到村头的小河边，一屁股坐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放声大哭。

河水静静地流淌，映着天上火烧云的影子，可我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只有一片黑暗。

凭什么？

凭什么哥哥就能顺理成章地待在家里，等着接替父亲的工分，我就得自己去挣学费？

就因为我读书好？就因为我不是长子？

我恨他，恨他的偏心，恨他的冷酷无情。

可哭过之后，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却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

自己挣，就自己挣！

我抹干眼泪，从河边站起来，看着远处渐渐沉下去的夕阳，心里暗暗发誓。

我，陈伟，一定要上这个学！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

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揣上家里仅有的两个黑面馒头，就去了镇上的砖窑厂。

砖窑厂离家有十几里地，我走了快两个小时。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煤烟味和湿土的气息。

远远地就能看到高耸的烟囱冒着黑烟，像一头沉默的巨兽。

工头是个黑胖子，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一条汗巾，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怀疑。

“你？干活？”他上下打量着我瘦弱的身体，咧着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毛长齐了没？”

周围的工人们发出一阵哄笑。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拳头不自觉地握紧了。

“我能干！”我梗着脖子，一字一句地说。

“我什么活都能干！”

工头见我这股犟劲，倒来了点兴趣。

“行，看你也是个读书的娃，不让你干重活。”

“去那边，码砖坯，一块砖坯一厘钱，干多少算多少。”

一厘钱。

也就是说，我要码一千块砖坯，才能挣到一块钱。

而我的学费，加上书本费住宿费，一共是八块五。

我得码八千五百块砖坯。

我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砖坯场，心里有点发怵，但还是咬着牙点了点头。

“谢谢叔。”

那一天，我从日出干到日落。

湿漉漉的砖坯又重又滑，棱角磨得我手心生疼。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痛。

中午，我啃着冰冷干硬的黑面馒头，看着别人碗里的大米饭和炒白菜，心里说不出的酸涩。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快散架了，腰像要断了一样，两个胳膊都抬不起来。

工头给我结了账。

“不错啊小子，第一天就码了三百块，给你三毛钱。”

三枚油腻腻的硬币，躺在我满是泥污和血泡的手心里，沉甸甸的。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力气挣来的钱。

那一刻，所有的辛苦和委屈，好像都值了。

回家的路上，月亮已经升得老高。

我一瘸一拐地走在田埂上，蛙声一片。

我把那三毛钱紧紧地攥在手里，像是攥住了全世界。

到家的时候，院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看见娘还坐在灯下等我，手里拿着针线，却一直在打盹。

听到动静，她猛地惊醒。

“伟伟？你跑哪去了？一天都没见人，急死我了！”

她看见我一身的泥，还有手上的伤，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这孩子……这是去干啥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手摊开，把那三毛钱放在她面前。

娘愣住了，她看看钱，又看看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娘，我能挣到学费。”

我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娘一把抱住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我苦命的儿啊……”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沉。

虽然浑身都疼，但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每天都泡在砖窑厂。

为了多挣点钱，我开始学着拉板车运砖坯，那活儿更累，但工钱也高一些。

板车很重，在泥泞的路上，每一步都像陷在沼泽里。

有好几次，我都因为力气不支，连人带车翻倒在泥地里，弄得一身狼狈。

工友们有的笑话我，说我是“白面书生逞英雄”。

但也有好心的大叔会过来帮我一把，还教我怎么用巧劲。

“腰挺直，步子要稳，劲儿要用在点子上。”

渐渐地，我从一天挣三毛，到五毛，再到八毛。

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手上结了厚厚的茧，人也瘦了一大圈，但眼神却越来越亮。

这期间，父亲一次都没问过我。

他每天照常下地，回家，吃饭，仿佛我这个儿子不存在一样。

我们俩在饭桌上，一句话都没有。

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让人难受。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一股非要证明给他看的气。

开学前三天，我终于凑够了八块五毛钱。

我把那些被汗水浸透、变得皱巴巴的毛票和硬币，仔仔细细地数了三遍，然后用一块布包好，揣在怀里。

那天晚上，我走进父亲的房间。

他正坐在桌边，借着昏暗的煤油灯看报纸。

我把那个布包放在他面前，解开。

“哗啦”一声，一堆零钱摊在桌子上。

煤油灯的光照在那些钱上，反射出斑驳的光。

“爸，钱我挣够了。”

父亲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落在那堆钱上。

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

但他没有。

他只是拿起烟袋锅子，默默地装上烟丝，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嗯。”

又是这一个字。

我的心，又一次沉了下去。

我以为，他至少会有一点点的惊讶，或者一点点的认可。

可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转身想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等一下。”他突然开口。

我停住脚步，没有回头。

“明天让你娘给你做身新衣裳。”

“家里的那辆二八大杠，你骑着去。”

我的眼泪，终于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没让他看见，胡乱地用袖子抹了一把，闷着头“嗯”了一声，快步走了出去。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还是不懂他。

但好像，又有一点点懂了。

县一中的生活，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比任何人都努力。

每个周末，当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就会去县城里的工地打零工，挣下个星期的生活费。

搬水泥，扛钢筋，什么累活我都干。

我很少回家，因为路费对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和父亲的关系，依旧不冷不热。

每次我把省下来的钱交给娘，他都只是看一眼，什么也不说。

但我能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不再是那种纯粹的漠视，而是多了一丝复杂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高三那年，一件大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部队来学校招飞行员。

体检极其严格，我们全年级几百个男生，一轮一轮刷下来，最后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同学。

当招飞办的军官拿着我的体检报告，说我“身体素质极佳，各项指标完美”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去当兵？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情。

但有一个条件，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上——政审。

我的家庭成分，是上中农。

在这个年代，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身份。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

那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把我叫到他房里，还给我倒了一杯酒。

酒很烈，呛得我直咳嗽。

“想去吗？”他问。

我点了点头。

“当兵，是好事。”他说，“保家卫国，光荣。”

“政审的事，你不用担心。”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

“你爹我，虽然是个农民，但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你爷爷那辈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你只管挺起胸膛，告诉他们，你陈伟，身正不怕影子斜！”

那是我长这么大，他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

也是第一次，我感觉我们像一对真正的父子。

我的眼眶有些发热。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爸，我敬你。”

后来，政审顺利通过了。

我不知道父亲在背后做了多少努力，托了多少关系。

我只知道，在我离开家，去部队报到的那天，他一直把我送到村口。

临上车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很大。

“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咱老陈家丢人。”

“嗯！”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车子开动了，我从车窗里回头看，看见他站在原地，一直没有动。

他的身影在尘土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黑点。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一种像山一样沉默、像土地一样深沉的方式，在爱着我。

他逼我挣学fen，不是为了那几块钱，而是为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想要什么，就得靠自己的手去挣。

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军校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

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训练，体能、理论、飞行模拟……

但我从没叫过一声苦。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每次累到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想起他让我自己去挣学费时的眼神。

那眼神，像一根鞭子，时刻抽打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我以全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了一个王牌部队。

我驾驶着战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我成了全村人的骄傲，也成了父亲在酒桌上最引以为豪的谈资。

每次探亲回家，他都会拉着我，跟老伙计们一遍遍地讲我开飞机的故事，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具体型号。

他脸上的那种自豪，是我见过最灿烂的笑容。

我们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融洽。

我们开始像朋友一样聊天，聊部队的事，聊家里的事。

我发现，他其实什么都懂。

国家的政策，村里的变化，他都门儿清。

他只是不善于表达。

1992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我所在的部队也面临着调整和改革。

与此同时，我接到了家里的一个电话。

电话是娘打来的，声音带着哭腔。

她说，父亲病了。

我心急如焚，立刻请了假，连夜赶回了家。

当我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曾经像山一样高大แข็ง壮的男人，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

医生说，是胃癌，晚期。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把我整个人都打蒙了。

我守在父亲的病床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偶尔清醒过来，看到我，会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

“回来了？”

“嗯，回来了。”

“部队……忙不忙？”

“不忙。”

简单的对话，却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我握着他那只枯瘦如柴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这才发现，我欠他太多了。

我总以为时间还很长，我还有很多机会去孝顺他，去弥补我们曾经的隔阂。

可现实，却如此残酷。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专心陪着他。

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小时候的淘气，聊他年轻时的经历。

有一天，他突然问我。

“伟伟，当年……让你自己去挣学fen，你是不是……很恨我？”

我摇了摇头，握紧了他的手。

“爸，我不恨你。”

“我谢谢你。”

“要不是你，我走不到今天。”

他的眼角，滑下一滴浑浊的泪。

“那就好……那就好……”

父亲走了。

在一个很平常的午后，他睡着了，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办完父亲的丧事，我整个人都像是被抽空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仿佛还能看到他当年蹲在屋檐下修理箩筐的背影。

我忽然意识到，我生命中那座最坚实的山，倒了。

处理完家里的事，我回到了部队。

但我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

父亲的去世，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人生。

我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今，国家安定，部队也在精简。

而我的家乡，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却还很贫穷。

我能为它做点什么？

就在这时，一个机会摆在了我的面前。

由于部队调整，我面临着转业。

以我的资历和军衔，我可以选择去一个安稳的政府部门，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

但我的内心，却有一个更强烈的声音在呼唤。

回家去！

回到那片土地上去！

我要用我学到的知识和能力，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要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这个决定，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娘哭着说：“你好不容易才从那个穷地方跳出来，怎么还要回去？”

战友们也劝我：“老陈，你疯了？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回去受那个罪？”

但我心意已决。

我仿佛能看到父亲在天上看着我，用他那特有的、沉默而坚定的眼神，支持着我。

1993年春天，我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县里对我这个转业回乡的飞行员非常重视，安排我到县经贸委当副主任。

这是一个清闲的职位，每天就是喝茶看报纸。

但我不是回来养老的。

我主动向领导请缨，要求下到基层去。

我的目标，是县里那家濒临破产的国营农机厂。

这家农机厂，曾经是全县的骄傲。

我父亲，还有村里很多长辈，都曾在那里工作过。

它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和希望。

但现在，它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设备陈旧，管理混乱，负债累累，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

工人们人心惶惶，厂子随时都可能倒闭。

当我提出要接手这个烂摊子时，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经贸委的主任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小陈啊，我知道你有抱负，但农机厂这个坑，太深了，谁跳进去都爬不出来。”

“你还年轻，前途无量，没必要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险。”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说：“主任，我不是去冒险，我是去战斗。”

“在部队，我的战场是蓝天。现在，我的战场就是这里。”

就这样，我成了农机厂的新厂长。

上任的第一天，迎接我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工人们怀疑和审视的目光。

厂门口的墙上，甚至还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外行领导内行，农机厂死路一条！”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去撕掉那张大字报。

我召集了全厂职工开大会。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得像要下暴雨。

我站在主席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或麻木、或愤怒、或迷茫的脸。

我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喊什么空洞的口号。

我只讲了一个故事。

我讲了我1973年那个夏天，是如何为了八块五毛钱的学费，在砖窑厂里码了八千五百块砖坯的故事。

我讲得不煽情，很平淡，就像在说别人的事。

但讲着讲着，我自己的眼圈红了。

下面也渐渐安静了下来，有的人低下了头，有的人在偷偷抹眼泪。

“乡亲们，工友们。”

“我陈伟，就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穷小子。”

“我吃的，是咱们这里的米；我喝的，是咱们这里的水。”

“今天我回来，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发财。”

“我就是想让咱们这家厂子，活下去！”

“让咱们每个人，都能有活干，有饭吃，有尊严地活着！”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我向大家保证，只要我陈伟在这里一天，我就会和大家一起，战斗到底！”

“从今天起，我的工资和大家一样，厂子不盈利，我陈伟分文不取！”

“如果一年之内，厂子还不能扭亏为盈，我主动辞职，卷铺盖走人！”

我的话，像一颗炸弹，在人群中引爆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会议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掌声，经久不息。

我看到，很多老师傅的眼里，重新燃起了光。

我知道，我这场仗，有希望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是以厂为家。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纪律。

我把部队里那套管理方法搬了过来。

上班不准迟到早退，工作时间不准串岗聊天，车间里不准抽烟喝酒。

违者，严惩不贷。

一开始，很多人不适应，怨声载道。

有个老油条，仗着自己是厂里的元老，带头顶撞我。

“陈厂长，你这是把我们当新兵蛋子练呢？我们可不是吓大的！”

我当着全车间人的面，指着大门，对他说：

“这里是工厂，不是你家炕头。想干，就遵守规矩。不想干，现在就走人，我绝不留你。”

他被我镇住了，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杀鸡儆猴，效果立竿见影。

厂里的风气，很快就焕然一新。

第二件事，是技术改造。

厂里的设备，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古董，效率低，能耗高。

我带着技术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农机展销会，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

我们没钱买新设备，就自己动手改造。

我把我在部队学到的机械原理知识，全都用上了。

我们吃住在车间，没日没夜地画图纸，搞试验。

饿了就啃馒头，困了就靠在机器上睡一会儿。

经过三个月的奋战，我们成功改造出了第一台新型的播种机。

它的效率，是老式机器的三倍，而且价格只有同类产品的一半。

第三件事，是打开销路。

产品再好，卖不出去也是一堆废铁。

那时候，还没有“市场营销”这个概念。

大家习惯了等、靠、要，等着供销社上门来订货。

我说，不行，我们得主动出击。

我组建了一支销售队，我自己当队长。

我们开着厂里唯一的一辆破吉普车，拉着样机，一个县一个县地跑，一个乡一个乡地推销。

我们被人当成骗子赶出来过，也被人家的狗追着咬过。

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连加油的钱都没有，只能把车停在路边，啃着干粮等总厂汇款。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

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因为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我们坚信，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

终于，在跑了两个多月后，我们在邻省的一个农业大县，拿到了第一笔大订单。

五百台播种机！

当合同签下来的那一刻，我们几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哭得像个孩子。

有了第一笔订单，就像打开了一个缺口。

我们的产品，凭借着过硬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迅速占领了市场。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厂子活了！

沉寂了多年的车间，又一次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

工人们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年年底，我们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实现了盈利。

发工资那天，我让财务把几十万的现金，堆在厂区的广场上，堆成一座小山。

我当着全厂职工的面，宣布：

“今年，我们超额完成了任务！我决定，给大家发双倍工资，外加年终奖！”

人群沸腾了！

欢呼声、口哨声，响彻云霄。

工人们排着队，领着那厚厚的一沓钱，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那一刻，我站在主席台上，看着下面欢呼的人群，眼眶湿润了。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爸，你看到了吗？

你的儿子，没有给你丢人。

我用自己的双手，让这家厂子，让这几百号人，重新挺起了腰杆。

这，比我开着战鹰在天上飞，还要让我感到骄傲。

农机厂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带领着我的团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

我们从单一的农机生产，拓展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环保设备等多个领域。

我们成立了集团公司，把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到了东南亚。

我们的小县城，也因为我们这家企业的崛起，变得越来越繁荣。

我成了市里、省里，乃至全国的知名企业家。

各种荣誉和头衔，接踵而至。

但我心里很清楚，我还是那个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孩子。

我永远忘不了1973年的那个夏天。

忘不了父亲那句“学费自己赚”。

那句话，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发了芽。

它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永不言败。

有一年清明，我回乡给父亲扫墓。

我站在他的坟前，给他倒上一杯酒，点上一支烟。

“爸，我来看你了。”

“厂子现在很好，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

“我没忘你的话，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仿佛是他在回应我。

我仿佛又看到了他，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蹲在屋檐下，修理着那个破旧的箩筐。

他的眼神，穿过岁月的尘埃，落在我身上。

还是那么严厉，但又充满了温暖和骄傲。

我笑了笑，把杯中剩下的酒，洒在地上。

爸，谢谢你。

你当年逼我挣的，不是几块钱的学费，而是一个能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