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最后被商部落的领袖汤推翻，王室的最后一人桀在失去民心后丢了天下。

这结局看上去很干脆，但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要把脉得从桀往前推，看一圈从治水到王朝灭亡的来龙去脉。先说桀，他上台以后，史书上记着的词不多，但都有个共同点：统治松散、民心流失。有人喝酒作乐，有人被严刑，有的地方赋税越压越紧。官员不干活、军队忠诚下降，这些都不是小毛病，时间一长，社会运转就会出问题。外头的商汤看着眼色，趁着这些裂缝拉拢不满的部落，发动了攻势，打掉了夏朝。史料把责任更多地放在桀身上，不是无缘无故的。

往前退一步，中间那段更像连续剧。太康在位时沉迷游猎，不把朝政放在心上，经常不在都城。国家机器靠人运转，长时间没人紧盯，制度就松了。有一次东边的后羿带兵把都城拿下，太康回不了家，史书叫“太康失国”。那会儿王室几度流亡，抵抗和重整成了常态。出现了像寒浞、后羿这些名字，战乱断断续续。后来少康不太出人意料地出来收拾残局，他在外面拉着亲族和部落老伙计，一点点把旧部聚起来，把寒浞打掉，收回了政权，史称“少康中兴”。这回不是只是换个人坐王位，是把乱七八糟的行政和军队重新整合，做了不少修补工作，让王室的威望在民间回升了一些。

再往前看，就是禹和启那段。禹治水的事儿是核心。禹用了十几年跑河道，重点用疏导而不是简单堵截，他真的是带着人走到哪儿就干到哪儿，泥水和汗水都写在那个故事里。治水成功之后，禹开始按地域收贡，这招把原本松散的部落拉到一张账本上，经济上有了固定联系，权力也慢慢围着禹转。按老规矩是禅让，给有能力的人让位，但禹死后，启没走那套。启凭着禹的名声和自己的军事力量，在阳城一带动手，伯益被打败，启把领导权变成了父传子的形式，把原来的推举办法改成了世袭。换句话说，权力的传承从“大家选一个人出来”变成了“家里人来继承”，这一步改变很大。

禹做事有些细节也常被说起。他会在涂山召集各方首领，显示自己是大家的带头人；会稽山上有次他对迟到的首领很严厉，那种举动不是小打小闹，是在向各方示意：规矩要定。启继位后修都城、安置官吏、布置兵权，这些动作把夏从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慢慢塑造成一个早期的国家形态。

说到制度层面，夏朝已经出现了一些固定操作。像按地征贡、出现专门做事的官员、能动员的军事力量，这些都说明政权在往国家方向走。虽然没有商朝那样的甲骨文来直接告诉我们夏朝的细节，可是后世文献，比如《史记》《尚书》《左传》，都有零碎记载。再看考古，偃师二里头的出土物、见到的青铜器、城址痕迹，都和那个时代相符，说明当时确实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

把这些事连起来看，会觉得不是哪一个人英雄就能扛起一切。禹的功劳大，但后面怎么传位、怎么治理、官吏和军队如何运转，这些都是长期的过程。权力一旦固定成世袭，就会带来别的问题；君王个人的品行和决策好坏，也会影响国家稳不稳定。像桀那样治理失衡，民众和基层的怨气没地方发，外部力量一看就能抓住机会。也就是说，治水带来的威望能在短时间内把人心凝聚起来，但能不能把这些信誉转化为长期运作的制度，另一码事。

读这些史料和考古记录，细节里有很多能看出真正的生活面。比如治理时的劳役动员、边境的小冲突、首领之间的誓词和宣战、都城里官员的设置——这些日常的东西拼起来，才是一个国家运行的样子。考古队在偃师二里头的发掘现场，工人把一件青铜器递给研究员，尘土还在指缝里掉，大家围着那块器物低声讨论：这是哪个家族用的？是谁的祭器？这些实物让文本记载里的人物和事件，有了更具体的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