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还早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也是邓公复出后第一个重大改革举措，经济学家科斯说：“中国改革始于考试制度的重建，这绝非偶然”。

用推荐制替代高考，导致生源质量严重下降，邓公说:“推荐制度下，清华大学的生源文化水平还不如中学”，还指出美国、苏联和我国的科研人员数量对比是120万:90万:20万人，严重滞后于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人才，科技生产力也是空谈。

正如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不是资本，而是使资源增值的知识型人力资本。”

在当时包产到户还没能达成共识，企业产权改革牵扯面复杂难以迅速实施。选择教育领域突围，既是解决国家建设急需大量高质量人才的燃眉之急，还有一个原因是考试制度以前就有成熟经验，比较容易迅速实施的原因，所以当场拍板，马上执行。

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环境氛围，恢复高考制度，具有破冰作用，它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后续的改革开放打开了缺口。

用“分数取代出身”实质是重建程序理性，重构了国家治理逻辑，为后续市场经济奠定了规则意识。塑造了现代公平理念，确立“唯才是举”原则：“不看老子不看面子不看票子看卷子，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关系拼分数”，这是程序公平公正的基础。

恢复高考体现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也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石，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高考机制对应市场原则体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按志愿录取 →资源优化配置 ，统一考试标准 →全国统一大市场，能者上→企业家精神。

同时对整个社会心理有重要影响，通过高考重塑“知识改变命运”的认知，上升通道畅通了，才会让普通老百姓感觉有奔头，可以消除改革阻力，达成改革共识。

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也是对“人的解放”，恢复高考，解放了人才选拔束缚，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思想解放，包产到户是农民解除大集体模式束缚的解放，私营个体经济合法化，是市场解放。

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当束缚个体创造力的制度成本降低，便触发“激励相容”效应，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改革开放正是如此，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恢复高考对人才的解放。

因此，恢复高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教育领域人才选拔的改革，更是打破“两个凡是”束缚，解放思想，树立公平公正治理原则，为市场经济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也是改革开放的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