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咱说实话，大多数人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身外之物，差不多够用就行。可等到年纪上去了，钱堆得多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想想哈同那1.7亿的遗产，就知道，钱留得太多，不光惹眼，还能让后人彼此伤心。民国年间，这位伊拉克裔犹太商人死在自家的大花园里，身后事不光是几间房子、一串珠宝那么简单，谁都想分一杯羹，可不是你说留给谁就能风平浪静的。

1931年那年，上海还算太平。爱俪花园里，哈同难受得喘不过气，最后真就这么撒手了。资产1.7亿，不敢说富可敌国，也能让半个上海夜不能寐。可他早在病患缠身时就写下遗嘱，全部财产留给了自己那中国籍的老婆罗迦陵——没生亲儿女，这点人人知。再过十年，罗迦陵也离开人世，一张又一张的遗产分配清单，盘得上海滩的各路亲戚、养子、管家都动了心思。

你要说哈同少年时多滋润，那是真不算。1851年，出生在巴格达，家里穷得叮当响。六岁那阵跟爹妈一块去了印度孟买，英国国籍也就顺手给了。这英国国籍呢，不像现在说出国、买房、喝咖啡那么风光，孟买满街的杂七杂八，哈同家还得自己琢磨明天饭钱。可等到他21岁，抱着试试看的心思先去了香港，又觉得还是上海机会多，第二年就去了那个新鲜热闹的大城市。

到了上海，天朝的租界盛景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哈同混进沙逊洋行当保安站岗，苦哈哈地守着大门，每月5两工资，仅够吃饱。每天看着那些进门出门的洋人、买办、老板，自己在门口抖落灰尘，心里明白：想发财就得进门，不是站门。后来发生一桩趣事——有那么一天，他发现沙逊洋行里头，竟然藏着烟土买卖。那些洋行的人，表面风光，暗里却是一锅烂粥。哈同盯两眼，心里嘀咕：就这大门，居然没人细查，一堆小角色鱼龙混杂，估摸着大班也头疼。

巧家子的人，总能见缝插针。他就琢磨着，守门也不只是站着，看那些人排着队进出，他灵机一动，在门口立了登记表，谁都得过他这一关。没钱的就老老实实等，急脾气的、讲关系的赶紧压点银子塞给他，他就点点头让人进。第一次收小费，还觉得手心发烫，后来一多，发现这才是门道，一个月下来小费比工资多了好几倍，谁还单盼那点死钱？奇的是，大班竟没看出名堂，反而夸他“会办事”，似乎洋行也清静了些。

人心都是肉长的，大班见他机灵，转头就给了个助理位置，从保安亭搬进了写字间。沙逊洋行里头，七窍玲珑的哈同混事一点不含糊，见风使舵、察言观色，他比谁都明白，做事不能只为了钱，还得让上头觉得舒服。赚外快，结心交朋友，两年不到，就攒了钱买房，还勇敢地拿闲钱放出去赚利息，上海滩的地皮跟他结上了缘。

地产的事，总得有点胆子。哈同早就看出租界那些地皮会涨，趁乱买了不少。碰到泼皮钉子户，他就找巡捕房的人帮忙，嘴上是劝，遇到板砖不听就是威胁。说来也邪门，每每法租界扩张，那地一开，哈同的地皮就跟着水涨船高，荣华富贵不外如是。有人后来笑他是“十里洋场一只鼎”，这其实不假——会赚钱的主啊，真是活络得很。

南京路那段铺路，也是哈同头脑灵光的一次。那年代上海滩讲排场，他命人把外滩到西藏路那一长段铺成铁藜木和沥青，说下雨不积水，踩上去软硬适中。可消息一传，坊间说成用了“红木”，叫价翻了好几倍，南京路房价也跟着起飞。那会儿南京路头一批进步分子逢人就念，走几步踩红木、转身身价翻一倍，这事让哈同赚得盆满钵满。

哈同的名气，渐渐在上海滩炸开锅。买房买地，铺路盖楼，哪样不是少见多怪？到了1931年末，哈同的身家已是难以想象的一大堆数字。可偏偏他膝下无儿，只收养了20个孩子，外头人议论纷纷，猜他到底打什么算盘。其实哈同做人也不简单——怕有争端，早早写好遗嘱，全部财产只给爱妻罗迦陵，养子女一个都别想分。

两口子的感情，外人不容易明白。说起来，罗迦陵能进哈同的生活，也是一桩奇缘——1886年，哈同刚跳槽到新沙逊洋行，那天在租界小巷碰到个卖花女，递了朵花，还带点玩笑劲地问：“先生，买花不？”哈同望过去，觉得那姑娘不像普通中国女性，眉眼深得像会说洋话。买了花，问完价，姑娘却说：“不如到我家坐坐。”他心头一动，算是明白，小姑娘其实在卖自己。那一回，哈同掏了10块，见情动了心，索性开口求婚。

卖花姑娘哪受过这个礼？她其实是个中法混血儿，父亲早年开船来上海滩，留下她和怨死的母亲，独自求活，最后沦为卖花女，说穷是真穷。哈同不是那等嫌贫爱富的人，果然正式娶她做老婆，还中西两套婚礼都办妥，上海滩轰动了好些日子。有人说哈同就是“外来的大财主”，可看得出来，他对老婆是真没二心，待罗迦陵像宝贝一样。

罗迦陵不是闲人，她眼光极准。1902年，她直说自己老家涌泉浜那块地该买下，说不定会被划入法租界。哈同有些犹豫，问她为啥懂。罗迦陵笑了笑，说上海的地皮就这两年疯涨。哈同信了，真的把钱投了进去，结果不久法租界扩得飞起，又是一桩奇迹。两口子一个出眼光，一个敢投资，钱自然源源流入。

为讨妻子欢心，哈同能花重金建园。70万两银圆造的爱俪园，内外园区别有风味。园子里亭台阁楼，花木扶疏，有时还混着西式沙发、法国花坛。别看是私人宅院，历代名流都来借住歇脚：徐悲鸿办展，章太炎作诗，蔡锷藏身后院。园里夜夜盛宴，轶事流传，上海社会天天八卦这对混血豪门的恩爱事。

到哈同故去的那年，上海滩风雨欲来。遗产的事，养子女们表面不说，心里都挂怀——毕竟1.7亿，谁不动心？遗嘱一公示，全归罗迦陵，20个养子女只得噤声。有懂事的人私下安慰，这也是哈同的本意，外人再多嘴，也只能作罢。

等到1941年罗迦陵离世，再一轮遗产纷争，上海法院都忙不过来。罗迦陵的遗嘱更是细分：总管家分到400万，政府拿了950万，几个养子和侄子每人10万，剩下的，最大那养子乔治分七成，罗弼分三成。你以为就此了结？不，远在伊拉克的哈同亲戚也要分遗产，千里迢迢赶到上海要说法，最后还是法院给驳回。16年，争遗产的戏一直没停，饭桌上总有人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话是这样说，可哈同家这些故事，谁又敢保证下一回不出新花样？

有时候我在想，要是哈同真的有亲生儿女，这局面会不会不一样？又或许，他内心其实早就知道，钱这东西再多，也留不住人心。外头风雨、身后争斗，园中花开花落，到头来，生活不过如此。可上海滩的传奇，还在大街小巷流传。说到底，我们能记住的，也许并不是那1.7亿的数字，而是那段爱俪园里的清晨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