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冬的数九时间表来了，具体哪天入九？三九四九又在什么时候？过年会不会特别冷？

你别笑，这些问题当年也有人追着问过一个人——他不算命，他看天。有人嫌他啰嗦，有人又把他当成冬天里最会说“冷暖”的人。可他自己最怕的，不是冷，是大家不愿意抬头看看天。

我说的人，叫竺可桢。一个终身和天气、物候、四时较劲的人。冬至那天，他会像老人家摸算盘珠子似的，摸清当年的“壬日”落在哪一天，把第一笔“数九”划下去。你看他日记，密密麻麻，第一条不写心情，先写气温、风向、云量，后面才夹了一句“今日手裂”。他手常裂，绍兴人，又瘦，冬天一过来，袖口里冒出来的手指头红得发亮。学生们跟着他走南闯北，有人背望远镜，有人背干粮，他背一本笔记本，一支铅笔就够了。

我们常说“冷不冷”是种感受，可在他那儿，它得落到格子里：最低几度，日照多少，霜到哪儿，柳芽什么时候冒。他对“数九”的理解，也不是茶馆里那种畅快的玩笑，而是带着一点认真劲。老辈子传下来一句口头经，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当伏天，冬至遇到“壬”字才开头算九，他不否认这套理路——天干地支其实也是一种历法记号——但他总会补上一句：别只图顺口，还得看天。

时间翻回去。抗战那几年，浙大一路西迁，杭州、建德、广西、贵州，像躲雨一样躲炮火。路上冻风刮脸，学生的围巾挂了条又条，他嘴里还念叨着“霜降晚了些”。有人看不惯，心里嘀咕：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管树叶落没落。可他在意的，就是这些细微的信号。草木什么时候抽芽，鸟什么时候回，哪年“九九”后桃花开得早，哪年晚一周。越是乱的时候，他越需要这套秩序稳住心。一道道细线，从冬至起，拉到春分，这些线像一架看不见的桥，把人从寒里领出去。

他也爱听老百姓说话。一路走，一路问。到了北方，车站边的烧饼摊上，师傅裹着大褂，笑他说：先生，头两个九，手是插在袖子的；到了第三四九，冰面能拄着棍子走；等到第五第六九，抬头看看河边的柳条，尖上有点绿；七九河里开始动水，八九的时候，天空就能看见南来北往的雁阵；再过一段，田里就要见牛影。换水土，换说法。下江南就不一样，老太太一边浆衣服，一边教孙子：一开头这两个九，手要夹在腋下捂；到了三四九，猪狗都懒得出门；五六九，沿着河走，看谁家柳絮先飞；到了七九，鸭子敢下水，八九，雁声在头上压过；九尽之后，老农站田里，看天色，寻个晴日把犁下。还有更俏皮的，绍兴城里有个摆渡的会唱：头两九，招呼都不想打；三九过了二十七，夜里像露天睡；四九三十六，半夜冷到牙关抖；五九四十五，穷人街口扭两步——这一句他笑着摇头，说别扭，还是小心春寒。说法一大把，规矩一条：寒到极处，便要回头往暖处走。老乡们不叫“物候”，叫“日子就这么翻的”。

冬天总是带点每个人的脾气。竺可桢年轻时在美国学成回国，打心底认准一件事：观测要细，要坚持。有人劝他当个轻松的学者，做点“高远”的理论，他偏要去站台上扛风雨，拉着学生量天。后来，他当了浙大校长，手里有了权，把这一套更往前推。他也有难处，局势紧，物资稀，仪器没钱，学生冬夜读书，鼻子都冻得发青。他写信回家，叮嘱夫人给孩子添衣，又在信尾补一句：我很好，今日东风，日照少。他把每件私事都和天气绑在了一起。别人看得糊涂，他看得清：你问我年关冷不冷？我能告诉你大致的走势，但衣服还是得添。

他对“数九”没有半点迷信味道，却不愿把它扔掉。那不光是计时，它像是冬天里一把小算盘，一颗一颗捻着日子。我们这代人拿手机，也干一样的事。你要说今年哪天入九？他会把日历翻到冬至后的那页，沿着天干地支一个个找，找到第一个“壬”字落下的位置，抄在旁边，圈一圈。今年那天正落在公历12月24日，这一圈就是“头九”的开始。接着，他会在纸上画九个小方框，像小朋友做作业那样认真：第一格，从2024年的12月24日画到第二年1月1日；第二格，把1月2日到10日连起来；第三格，1月11日到19日；第四格，1月20日到28日；第五格，1月29日拉到2月6日；第六格，标上2月7日至15日；第七格，2月16到24；第八格，2月25到3月5；最后一格，3月6到14。九格画完，他把笔一搁，抬头笑：看吧，走到最后，天就要回暖了。

你要问“三九四九啥时候”，他会指着第三第四格：这两格就在新年那一片，前三九从十一号起到十九号，四九接着二十号一直到二十八。碰巧，今年的除夕就在四九的末尾，这几天的风像刀片儿，出门得把围巾往上拉一拉。那春节呢？假如按大多数人的放假来算，从除夕算到初七，这一串日子恰好踩进“第五九”。按老传统的话说，到了这会儿，河边的柳条就开始探头了，虽然春衣还早，但比三四九那股阴狠劲要和气一些。你问他“冷不冷”，他照旧那句：看天吧。他会翻到观测表，说今年冷空气偏强几次，间歇也多几回；但真到了你家门口，还得看窗外那片云。

他这一辈子，绕不过一个“误解”。有人说他琐碎，天天写一点叶、一点芽算什么学问？他不跟人吵，冬天更不吵，把手插进袖管里，站在校门口抖抖身上的雪，说：你不觉得，冬至到九九，这条路其实很美吗？他爱美，但爱得不张扬，像老绍兴人喝黄酒，温得刚好，抿一口说一句“暖了”。他也会固执。有人在校务会上提意见，说钱紧，气象台先停一停。他盯着窗外，半晌回头：你以为看天是闲事？没有数，没有图，没有连续的记录，我们怎么知道农时怎么变、病虫怎么来、灾年怎么防？他把“数九”的民谣、乡谈、私人的生活经验，一点点揉进严谨的观察里，让学问长在土地上。

我常想，他晚年坐在小院里，拿着一把旧蒲扇，冬里当然用不上，只是习惯握在手里。墙角的梅花还没开，风一动就端着温壶，又翻了一页日历。门口路过的年轻人聊微信，说今年“网传”要冷成铁。他听见了，抬眼看了一眼天，没说什么。等人走了，他用铅笔在格子里写下“今日北风，阳气起”。他不急着告诉谁，他知道，等走到第七个、第八个九，河要开，雁要回，人心也会松一点。

至于那些不同地方的“数九歌”，他一边听一边记。不要笑，这些俏皮话里有学问。北地说头两九，手别伸；江南说头两九，手藏袖；有的地方把三四九说成“冰上能走路”；也有把五六九形容为“抬头寻柳色”；七八九里头，鸭子敢试水，雁影压屋顶；等到头一百来天外的那几日，老黄牛就要落地，犁沟一道一道拖出来。不同口音，不同韵脚，意思都绕不开那个“极尽而返”的道理。古人眼里“九”是个到头的数，九到头了，春就回来了。你说这不科学，它又真的和物候给的节奏合拍。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桩小事。那年他从贵阳回杭州，火车挤得像年货市场，他被夹在车厢门口，旁边一个兵哥哥冻得直吸鼻子，问他：老先生，过年还这么冷啊？竺可桢笑笑，说：冷就对了，冷过了就暖。兵哥哥不懂他这句“废话”的耐心，倒是记住了他的笑，像冬天里那点火苗。几十年后，我们也在问同一件事：过年冷不冷？三九四九是哪几天？我们问得好像是天要给我们个准信。天其实早给了：你看，冬至过后，第一道“壬”落下，九九八十一日，日子一格一格地翻。翻到最后，柳就在河边泛起了颜色。你要是不信，等到明年三月，去找一找桃花，看它是不是在你的“九九”之后。

我们不是非要知道哪一天起暖，而是要在漫长的冷里找到一条路走过去。竺可桢用一辈子的耐心，把这条路画成了表格、曲线、日记，也装进了我们这样的闲谈里。现在，窗外风正硬，我摸了摸手背的干裂，抬头看看天。你说，今年会不会特别冷？也许吧。可冷了也没什么，把九一个个数过去，春还是会来的。你看，我们从来就不靠一句话捱冬，我们靠的是一颗心，一点点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