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俊(金融从业者)
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内蒙古农商行”)的横空出世,堪称中国金融改革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其注册资本金高达580.17亿元,远超股份制银行“老大哥”招商银行(252亿元)的2.3倍,甚至逼近交通银行(743亿元)的规模,若按注册资本金排名,内蒙古农商行仅次于六大国有银行和恒丰银行,位列全国第八。这一数据背后,是内蒙古农信系统历时一年多的“闪电式改革”。从2024年8月启动筹建到2025年5月正式挂牌,仅用90天完成120家机构的合并重组,创造了全国农信改革“时间最短、速度最快”的纪录。
内蒙古农商行的成立,源于对区域内分散农信机构的“破釜沉舟式”整合。其前身包括内蒙古农信联社、93家旗县级农信法人机构和26家村镇银行,这些机构过去长期面临“小而散”的问题,股权结构复杂、风险抵御能力弱。通过“新设合并”模式,原有120家机构全部解散,债权债务由新银行承接,网点统一转为分支机构,最终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导(80.99%法人股)、地方财政和国企(如内蒙古电力集团)为支撑的股权结构。
这场改革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规模扩张,更是对农信系统“历史包袱”的彻底清理,例如包头农商银行原股东以“0元退股”方式退出,为股权关系理顺让路。

整合后的三大挑战
尽管内蒙古农商行以“巨无霸”姿态亮相,但其能否真正从“小舢板联盟”升级为“金融航母”,仍需面对整合后的三大挑战。
治理难题的从“物理合并”到“化学反应”。农信机构历来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顽疾,而内蒙古农商行此次合并涉及120家机构、3万员工和2000多个网点,如何统一管理文化和制度是首要难题。例如,原机构中既有专注牧区小额贷款的“小而美”农商行(如察右前旗农商行的“整村授信”模式),也有因历史问题不良率高企的机构(如包头农商行需通过“0元退股”清退股东)。尽管改革中完成了股权梳理,但总行与分支机构的权责划分、风控标准统一、绩效考核体系构建等“软整合”仍待推进。内蒙古农信党委书记刘丰曾坦言,合并后要“兼顾总行直接清收的强度和机构主责清收的效率”,这恰恰反映了层级管理可能产生的摩擦。
定位困境的失去“小而美”,如何对抗“大行下沉”?合并前的内蒙古农信机构凭借“地缘优势”深耕本地市场,例如陕坝农商银行通过“政府+银行+平台+农户”模式,用数字化平台解决农牧民贷款难题,察右前旗农商行则通过“整村授信”和“产业链贷”精准服务甜菜种植户。但合并后,这些特色业务可能被全程统一的标准化流程稀释。与此同时,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正加速“下沉”农村市场,例如邮储银行依托全国网点布局推广普惠金融,招行通过金融科技降低农村服务成本。内蒙古农商行若仅靠规模优势,恐难在利率定价、产品创新、科技投入上与大行竞争,最终陷入“大而不强”的尴尬。
更有风险隐忧是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的双重压力。尽管内蒙古农商行注册资本金惊人,但其资产规模(截至2024年末为8833亿元)仅为招行的7%,且贷款集中于传统农牧业,抗周期能力弱。改革期间,不良资产清收已被列为重点任务,该行高管多次强调要“全力挽损”,但合并后如何避免新增不良(如经济下行导致的农牧民违约)仍是未知数。此外,国有资本控股虽增强了稳定性,但也可能影响市场化决策效率。例如,地方政府若为政绩要求扩大涉农贷款规模,可能与银行风险控制目标冲突。

破局之道,找准差异化赛道
内蒙古农商行的未来,关键在于能否在“大”与“专”之间找到平衡点,以下三条路径或成突破口。
首先是做深产业链金融,激活“牧区特色”。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丰富,乳业、肉牛、马铃薯等产业链条完整,这为场景化金融提供了天然土壤。例如,可借鉴察右前旗农商行的“农牧业产业链贷”模式,围绕核心企业(如乳制品厂)设计封闭式资金循环。春耕时向农户放贷,秋收后由企业收购农产品并还款,下游经销商再通过贷款支付货款。这种模式既能控制风险,又能深度绑定本地经济,避免与大行的同质化竞争。
借力数字科技,弥补“最后一公里”短板。合并后的内蒙古农商行拥有2000多个网点,这是其最大优势,但物理网点成本高、效率低。可参考陕坝农商银行与“中农深耕”平台的合作经验,通过APP整合农资采购、贷款申请、农产品销售等功能,实现“手机种地”。此外,利用大数据对农牧户信用画像(如土地流转数据、牲畜存栏量),可降低风控成本,解决农村征信缺失的痛点。
探索混业经营,打造“县域生态圈”。在传统存贷业务利差收窄的背景下,内蒙古农商行可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拓展中间业务。例如,联合地方政府发行乡村振兴债券、参与农牧区光伏项目融资、为生态旅游提供供应链金融等。这类业务既能提升盈利水平,又能强化与地方经济的共生关系。
以上看着很美,但实际上可能都是不了解行里实际情况的“瞎建议”,真正农信改革的“内蒙古样本”,才刚刚启航,真正的路还是需要自己去趟着走出来。
内蒙古农商行的诞生,是中国农信系统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变革”的缩影。它的高注册资本和闪电式改革令人瞩目,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后续能否将规模优势转化为服务能力。若能在治理机制上“放权而不失序”、在业务定位上“做大而不失专”、在风险管控上“稳健而不保守”,这场改革或将成为中国农村金融升级的里程碑。反之,若沉迷于“规模排名”,忽视精细化运营,则可能重蹈部分省级农商行“大而平庸”的覆辙。无论如何,这片草原上的金融实验,值得持续关注。(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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